成都校园霸凌心理咨询|湖南吉首12岁女孩因校园欺凌患抑郁症，成都未管所少年因凌辱同学被判刑

五月的湖南吉首，正值初夏。当其他同学在学校玩得开心时，12岁的欣怡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了，每天打针、吃药。

她正在接受抑郁治疗。住院前一个多月，她遭到“校霸”的侮辱、殴打、勒索。她在班上被孤立，失去了朋友。现在在病房里，辛夷要么会失声痛哭，要么会发呆。由于部分霸凌者戴着眼镜，她看到戴眼镜的人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导致她很难重返校园。

几乎与此同时，周兆正正在四川省成都市少年犯惩教所（以下简称“成都市惩教所”）正式坐在桌前，接受教育。来这里之前，他是学校里的“名人”，张扬暴力。如果看到不喜欢的同学，顶多就是嘲笑羞辱一下，或者打到他们跪下求饶。直到他参与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侮辱、猥亵女童事件，才被法院判处送少年看守所。

辛夷和周昭的故事并非孤例。欺凌行为可能发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监控无法捕捉到的校园厕所、下午的空旷场地、紧闭的门后。 2018年至2021年对全国1.3万余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19.9%的学生会遭遇校园欺凌事件，其中16.2%被欺负，0.9%被欺负。他们既是欺凌者，也是受害者。恶霸占2.8%。

“没有人是赢家。”四川省成都市少年管教所第四监区副所长潘雷长期与未成年在押人员接触，其中不少人曾经是恶霸。令他惊讶的是，一些被欺负的人最终因盗窃等非暴力犯罪而入狱，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如果你在他们面前哭，你会被打得更惨。”

王雷一直没有勇气点开手机里女儿被欺负的视频，直到他陪心怡在派出所完成了笔录。在他的记忆中，那几分钟是极其漫长的。当视频进度条结束时，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视频中，欣怡身穿校服，在校园一角被恶霸强迫跪下。傍晚天色渐渐暗下来，不少学生举起手机，用手电筒录制视频，挤满了欺凌现场。

巴掌落下之前，霸凌者会把心怡的头发别到耳后，然后开始一场“游戏”：谁能更快、更大声、更连续地打她耳光。如果不是他赶紧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很难看出被打的人在哭。 “我不能在他们面前哭，否则我会被打得更惨。”辛夷说道。

这次欺凌事件是从2024年元年寒假后的一个谣言开始的。欣怡回忆道，“打我的人说我在背后说她坏话，但我从来没有说过。”

类似的欺凌理由，潘磊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在成都市司法中心，他和同事们进行了研究，发现校园欺凌往往始于“为琐事而施暴的荒唐借口”。

在潘雷看来，“欺凌者一般都比较敏感、多疑，自尊心也很脆弱。他们会用‘微妙’的眼神或者不经意的‘冒犯’来纠缠被欺凌者。如果对方不肯低头，那么他必须使用自己的力量。” '权力'。”

周昭是潘雷辖区的一名未成年罪犯，有过欺凌他人的经历。在学校里，他和朋友们经常与人发生矛盾，一件小事就可能成为他们挑衅、欺负别人的借口。有一次，我们在食堂吃饭，只因他的“兄弟”以为有学生插队，周昭一伙就把他拖到宿舍，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欺凌行为不仅给受害者造成身体伤害，还不同程度地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心怡被殴打的视频被恶霸发布到微信群，最终在社交平台上传播。于是，她成了学校里的“异类”，为数不多的朋友也与她保持着距离。甚至她以前的一些“朋友”也慢慢加入了施虐者的行列。辛夷说，她并不讨厌这些人，“他们也很难相处，如果他们不打我，就会像我一样被打。”

心理咨询咨询师尹继秀对欣怡的经历并不陌生。在来找她咨询的抑郁青少年中，很多噩梦都是从被欺负开始的。

尹继秀表示，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对同龄人渴望强烈的阶段。当受到欺凌时，他们会在人际关系中感到无助。感觉跟父母说也没用，也没有人帮忙后，就会继续退缩。 ，开始对周围的事物失去兴趣，不愿意上学，不愿意与人交流。许多孩子开始出现自闭症，严重时甚至出现自残行为。

记者以“欺凌”、“校园欺凌”等关键词进行搜索。 200多份相关判决书中，有的霸凌者身体受伤，有的患上抑郁，有的甚至发生冲突而死亡……

沉默的人被欺负

辛夷被欺负一个多月了，王雷发现了一些异常。 “自从今年寒假返校后，女儿就变得沉默寡言了。”他原本以为是因为女孩长大了，开始有了顾虑，但他并没有阻止多问。

不仅如此，王雷发现女儿的身上不时出现伤痕。有一次，他放学回家，女儿的嘴角有血。当他问为什么时，女儿说：“我的同学放学后急着出去，我不小心撞到了她。”但王雷并不相信这一点，去学校向老师了解情况，却被女儿拦住了。

直到事发后，王雷才明白，女儿担心的是，即使找到了学校，老师们通常也只是对霸凌者进行批评教育，或者让他们写自我检讨，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影响。 “我女儿担心他们会加倍报复。”

辛夷的沉默和不反抗，导致了更多的无理要求。其中一名恶霸开始要求欣怡每天交出5块钱的“早餐钱”。一位“老板”命令“小弟”去向辛夷要烟。如果他在一周内拿不到它们，他就会被殴打。

饭钱被拿走后，欣怡每天早上都要做出“二选一”的决定：要么挨饿，要么挨打。她大多选择前者，这样可以少挨打屁股，放学也可以早点回家。当她很饿的时候，她就会向周围的同学要一些食物。受不了的就给她一些面包。

王雷一直想找到答案，为什么受害人是他的女儿？但他却发现，辛夷和霸凌者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互动，更谈不上什么冲突。他只能想到女儿性格内向、胆怯，是“一个软弱的人物”。

后来，他的女儿告诉他，她以前脸上有疹子和疤痕，而且皮肤有点黑，所以同学们都笑她是“黑姑娘”。结果，我的女儿被孤立了，她仅有的两个朋友也来自国外。

在别人眼中被视为“弱者”和“怪人”，让我的女儿成为恶霸的猎物。

另一位被欺凌者表示，也正是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才成为了群体中的“另类”。由于这个男孩声音单薄，性格内向，又不擅长运动，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娘娘腔”。渐渐地，言语戏弄变成了身体欺凌，甚至有人脱下他的裤子检查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次课间休息，他站在窗边眺望远方。那个脱掉裤子的同学突然上前拉住他的一条腿，让他像青蛙一样单腿跳了起来。他求饶，三四分钟也不放人。同学们这才停了下来。

在尹继修的职业经历中，坐在对面的孩子多次讲述过类似的故事。在她看来，欺凌的本质是权力之争。很多孩子会想：“如果你和我不一样，那你就是外星人，那我就欺负你”。

青少年的欺凌会给你的一生蒙上阴影。尹继修回忆，在咨询一些大人时，常常会回溯到自己充满黑暗、缺乏支持、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在成都看守所，一些被欺负者的悲剧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犯罪。在被欺负的过程中，许多受害者的人格被摧毁。有些人选择保持沉默和忍受，但另一些人则以其他方式发泄愤怒。在成都看守所，经历过欺凌的未成年犯最常见的犯罪行为是盗窃等隐蔽非暴力犯罪。

潘雷发现，这些少年犯大多性格内向，不愿意主动与他人交流。他们在日常康复中也表现得胆怯、怯懦，经常否定自己，遇到冲突和纠纷时常常哭泣、自闭。

从被欺负者到施暴者

“为什么要欺负别人？”面对被欺凌的少年犯，潘磊总是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跟人打架的时候，就感觉脑子里充血了，很兴奋，我好像感觉不到拳头的疼痛。”周昭回答道。当然，他感受不到对方的恐惧和痛苦。直到对方遍体鳞伤，跪下求饶时，他才从内而外生出一种满足感：“我打败了这个人。”

潘雷发现，霸凌者的一个典型心理特征就是以别人的痛苦为乐。很多霸凌者在实施暴力之前甚至没有明确的计划，只享受欺凌他人的过程。 “他们肆意宣扬人性之恶，让受欺负的人受苦。这是难以忍受的，而这种痛苦却能给他们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在成都市看守所另一看守所，罗伟也因故意伤害罪正在服刑。在学校里，他经常欺负同学。但事实上，他也曾经被欺负过。小学时，高年级学生经常向他要零用钱，拿不到就挨打。最严重的情况下，他的衣服被撕破，被扔进厕所旁边的垃圾房。

后来，通过同学哥哥的介绍，他找到了一群“社会人”来帮他报仇。袭击当天，洛站在一旁观看，从欺凌的受害者变成了旁观者。起初他感到害怕，但跟着队伍多看了几遍后，他就逐渐“适应”了。

高年级的坏男孩不再欺负洛，这让他觉得暴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也让别人害怕他。最重要的是，打人似乎不会有任何后果。他们最多只能问家长或者写检讨。他开始和那群社交朋友一起出去玩，经常请他们吃饭、上网、玩游戏，还和他们一起打架。

他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彻底摆脱父母的控制。

“那些人告诉我，如果我让父母更生气，他们就会忽视我。”罗维更加放纵自己，在父母面前更加肆无忌惮。以往作用在他身上的约束和规则开始失去效力，他也变得暴躁、喜怒无常。

他最终成为欺凌行为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在学校里，如果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或者只是不喜欢某人，他就会直接使用暴力来欺负比他弱的人。

直到2022年11月的一个晚上，罗伟和同伴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曾经过过节的人。 “我们冲上去就打败了他们，对手越反抗，我就打得越狠。”被暴力快感淹没的罗伟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刺向了对方。

面前的人倒了下去，打斗的场面瞬间安静下来。罗维被吓坏了，然后就跑了，再也没有之前的勇气了。

如今，在成都看守所，脱离了小团体，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封闭、懦弱。潘雷记得，有一次，罗伟和一名队员被抓了。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和询问在场人员，还原了事件经过，发现主要错在对方。洛维是被欺负的人，但被欺负的人却不是他。真实情况并未向警方报告。

家庭和学校教育失败

在周钊的记忆中，从小学开始，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就一直紧张。他转学是因为他很难适应新环境，成绩下降，厌学。渐渐地，他变得贪玩，经常逃学、打架。

周昭的父母都在做生意，很少和他交流。他回忆说，父母总是谈论他的缺点并强调他的学习。周昭根本听不进去。为了避免和父母争吵，他在家里尽量少说话。于是，家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和紧张。周昭渐渐觉得难以忍受，“我一分钟都不想在家里呆。”

不回家导致了更严格的限制。首先是财务控制。如果你想买东西，你需要让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他做不到，于是开始到处向朋友借钱。如果你借了东西不还，你别无选择，只能向父母撒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父母对他越来越不信任，即使他说的都是真的。

二是时间控制。罗伟的父亲认为，时间应该花在学习上，玩耍是浪费生命。罗伟喜欢打篮球。有一次他去社区玩，但父亲只给了他20分钟。 20分钟后，他的父亲竟然出现在篮球场边，让他回家。罗维感到非常尴尬，拒绝了父亲的要求。没想到父亲当着朋友的面打了他两巴掌，黑着脸对他喊道：“爬回来！”

这种打骂几乎是家常便饭，而父亲喝醉后的暴力行为还会升级。有时候，罗威会害怕得在家里不敢出声。

为了寻找情感的宣泄口，洛将郁闷的情绪到外面发泄。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甚至“社交朋友”一起出去玩。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很开心，无论是打架还是喝酒。”

尤其是欺负同学的时候，落下的拳头可以让他感觉更释放。

“通过对犯罪集团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欺凌事件隐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败。”对于近年来关押的罪犯，潘雷及其团队与罪犯进行了谈心谈话，询问罪犯家属做了大量研究，了解成长轨迹，并对案件进行回顾和推演。

潘雷发现，这些少年犯大多与父母关系紧张。很多时候，父母和孩子之间沟通很少，只为孩子提供物质上的照顾，或者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

另一方面，这些少年犯中不少人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其中留守儿童、寄宿生比例较高，很容易形成小团体。由于缺乏正确引导，他们常常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但学校更注重录取率，只关注成绩优秀的学生，忽视了对学生思想品德、法律法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教育。

从2016年开始，山东省济南市多所中学启动了名为“同伴行动”的改善校园欺凌项目。

该项目采用应用戏剧的形式，由招募的中学生创作，其中许多人从他们每天看到或经历的经历中汲取灵感。

让项目负责人赵晶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中一部剧中，一位“老师”说，当他发现学生之间存在矛盾时，在安慰被欺负的孩子后，他说，“你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我个人认为，苍蝇不会咬无缝的鸡蛋。” “看起来老师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角度，但对于那些被欺负的人来说，这就是受害者的愧疚论，根本没有公平正义感。很多学生的要求是，帮助就到此为止。”

陕西福源汇品格发展中心的艾老师，已经在一线社会工作者工作了五年。她认为，现在改善校园欺凌行为的问题之一是没有人教导老师应该做什么、家长应该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会建议被欺负的孩子告诉父母或老师，然后呢？

长痛

4月初以来，欣怡一直在医院接受抑郁治疗。

现在在病房里，她仍然回想起那些被欺负的日子里对学校的恐惧。那是一种无法排解的痛苦。有一次，她在课堂上拿起剃须刀刀片，划伤了手腕。有几次她甚至想过跳楼。她曾在学校走廊口徘徊，“还是扔掉吧。”但想到父母，她又停了下来。

王雷从警方处了解到，有15人参与欺负他的女儿。欣怡的一份医疗证明记录了他们欺凌的后果：她的左耳鼓膜穿孔，全身多处挫伤。抑郁自评量表显示她有中度抑郁症状。

“前两天，我看到心怡在床上使劲摇头，嘴里嘟囔着什么。”看到这一幕，欣怡的母亲杨志华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一切关于恶霸的事情都让欣怡感到害怕。杨志华透露，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很有攻击性，所以她很害怕戴眼镜的同龄人。不仅如此，当欣怡看到学校老师出现在医院时，她的情绪也会突然崩溃。 “学校领导都知道我被打了，但事情还没有解决，那些人肯定又回来打我，我好害怕。”她对妈妈说。

这一个月来，欣怡的病来了又去，但终于好起来了。按照王雷夫妇的计划，欣怡康复后，他们也会帮助她转学到另一所学校。但她已经害怕上学了。 “我害怕上学，也不想交朋友，交朋友是没有用的。”

这几天，欣怡在手机上看到了同学们出去学习的视频，里面有好几个恶霸。还没有等到霸凌者的道歉，这让她有些困惑。 “为什么欺负我的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而我却要受这些苦？”

（文忠义、周钊、王雷、罗伟、杨志华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秦兵赵敏实习生郝哲林张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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