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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Shamo。

近日，一份《青少年心理焦虑、抑郁问卷调查报告》发布。

一项对全国两万多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显示，41.1%的青少年每周出现一次以上焦虑，在导致焦虑和抑郁因素中，“升学压力”位居首位，占比54.66%。

■来源：微信公众号“真西茶馆”

更让人心痛的是，“抑郁青少年的背后，或许是看不下去的成年人”。

很多被工作、家庭、教育焦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家长，渐渐失去了接纳孩子情绪的能力，甚至回避、压抑、责怪孩子。

与此同时，焦虑也让家长缺乏着眼于长期教育目标的勇气和耐心，只能继续用简化、量化的指标来衡量投入与产出。

正如心理咨询咨询师魏志在观察了大量抑郁焦虑中产家庭后发现的：中产父母在无意识中把孩子当成了投资的商品，这正在批量生产出一批焦虑抑郁的下一代。

魏志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沈阳金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董事长

辽宁省心理咨询协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导致青少年儿童抑郁的两个因素

康复伙伴：作为一名心理咨询，您接触过很多有精神障碍的儿童。您对中学生抑郁的观察是怎样的？

魏志：患有抑郁中学生往往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自我评价能力过低，二是难以建立稳定、健康的人际关系。

这两点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青少年时期罹患抑郁的孩子，但却是青少年抑郁患者不断增多的重要因素。

在表现型教育下，每个人的价值都来自于竞争中的胜利，青少年对于自身价值的认知，以及他人评价的标准都非常简单。

无非是“我”有有价值的学习成绩，或者“我”有有价值的外表。

一旦你没能按照有限的标准做到群体中最好，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 精英政治，就是在一个体制内选拔最优秀的人，符合这个标准的人才能被称为精英。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最新著作《陷阱》中有详细论述，值得一读。

一个人的优点和价值观可以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

比如，一个人可能擅长数学和科学思维，另一个人可能擅长语言学习，有些人有艺术天赋，并不一定需要靠好的历史成绩来证明他是否优秀。

当今的中学生正处于探索世界动力最强的年龄，但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下，他们的发展可能性受到限制。

对青春期孩子的评价不能仅仅依赖权威的老师和家长，而应该建立在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环境的基础上，让不同的人特别是同龄人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和反馈。

但人们的评价标准不会自动出现和改变，主要来自于社会、学校等更大的系统。

孩子们需要时间和空间离开熟悉的家庭和学校环境。

比如，留出一些周末和寒暑假去探索不同的地方，比如在自然环境中露营或去另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城市进行城市漫步。

“动手能力强”是对学校体系之外其他方面的评价，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孩子认识自己，减轻学校对孩子的影响。

新的评价方式的影响一开始比较弱，但对孩子心灵还是有一定的支持。

父母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些不同的环境，让孩子看到不同版本的自己，逐渐建立起独立评价自己的能力。

第二点是缺乏人际关系技巧，这与第一点相关。

在精英主义体制下，同学是竞争对手、是需要怀疑的潜在敌人，老师、家长是赋予他们价值的权威、是被奉承的对象，如何能有健康的人际关系？

此外，也和家庭不稳定有关。

当今社会，有些家庭父母工作频繁变动，孩子在12岁之前，尤其是婴儿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父母最好尽可能地在同一个环境中陪伴孩子。

但现在有的孩子上了小学，二年级换了新老师，三年级换了新班级，四年级换了新学校，甚至五年级就可能换城市了。

在快速变化的生活环境中，孩子很难拥有稳定的人际关系，也很难培养相应的人际关系管理能力。

到了孩子们上初中的时候，青春期唤醒了自我成长的渴望，并且需要与超越父母和老师权威的同龄人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如果孩子不具备一定的发展和维持稳定伙伴关系的能力，成年之后就会非常恐惧、敏感，人际关系问题很容易以情绪障碍的形式爆发。

自我评价能力低和人际关系建立能力差往往会互相影响。

儿童被物化为投资商品

康复伙伴：您认为家庭环境对患有抑郁的青少年有何影响？

魏志：他们的家庭确实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家庭情感比较疏远。

这种“情感疏离”，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难察觉，很多时候，问题出在孩子身上，在心理咨询或者家庭治疗时，旁观者更容易观察到。

像情感隔离这样的情况，往往是夫妻之间有一些隐藏的问题，导致孩子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角色。

比如，让孩子成为夫妻情感的代言人，或是关系的裁判。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会过度控制或过度隐藏情感。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支持相对较少，其自身的身心整合能力也尚未成熟，很容易将父母的情感问题放大。

家庭咨询师常说的一句话是：“父母的焦虑就是孩子的抑郁。”

在房价高企、教育资源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孩子也被客体化为投资“商品”。

即便家庭收入已经宽裕，购买一线城市学区房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而且，各种明里暗里的补习，以及本来旨在提高素质和竞争力的教育内容，价格都非常昂贵，一些家长甚至牺牲自己的人生发展空间，全职陪伴孩子成长。

这样的努力伴随着极大的不安全感，父母需要孩子看得见的成就和表现来安慰。

因此，孩子要肩负起“对得起父母的投入”的责任。

康复伙伴：许多父母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将孩子视为“商品”。

魏志：他们大多是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教育投资，来维持甚至提高下一代的社会地位，这是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的一个策略。

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家长还是市场，都更喜欢“更高质量”（也就是更值得付出成本）的孩子，而不是“更多数量”的孩子。

将孩子客体化为商品，是造成父母与子女之间情感疏离的原因之一。

造成情感疏离的原因多种多样。

比如有的家庭，虽然一开始父母之间的关系比较好，但是随着各自事业的发展，工作越来越繁忙，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就会逐渐疏远。

他们有足够好的物质条件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安全感，但孩子的成长需要真正的“看见”。

这并不意味着送孩子出国度假一个月、给他们吃米其林食物、或者聘请专业的家教老师和保姆就能取代父母的情感支持。

在这样的中产家庭中，父母可以给外人列举很多他们“高质量”贡献的例子，但却可能缺乏朴素、真诚的贡献。

“如果你不值得投入，你就没有价值。如果你没有价值，你就不配活下去。”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敏感度极高，而敏感度高的人更容易“过敏”。

这类家庭的父母往往知识水平或社会地位较高，善于自说自话、掩饰矛盾，在城市中有一定比例的此类家庭。

我们把这样的家庭称为“玩具屋”。

先做个好丈夫、好妻子，再做个好父母

康复伙伴：您认为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困惑？这与今天的孩子正在经历的教育过程有关吗？

魏志：从人格发展阶段来看，十八九岁就进入了青春期的早期，但现在有些人已经三十多岁了，仍然担心青春期后期的问题，仍然在寻求家庭的支持，无法完全承担起成家立业的责任。

他们的成年期实际上被推迟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18岁就成为成年人了。

我更关注95后自我的成长，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父母辈有很大不同，比如现在好的就业机会对文凭和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孩子受教育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片面地强调孩子成长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获得关注，不给他青春期独立和犯错的机会，那么他可能要到大学毕业时才具有法律上的独立性。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大学毕业还很迷茫，随后逃去读研或者读博士，有的博士生甚至可能推迟毕业，30多岁才真正步入社会，推迟了社会化的完成。

32岁的人适应社会的成本比23岁的人大得多。

比如年龄的增长、思维僵化、别人的期望与自己的处境的比较等，都是压力，他会需要更大的动力从心理上离开原生家庭，承担起“做自己”的人生责任。

康复伙伴：您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可以做什么？

魏志：先做一个好丈夫和好妻子，然后才能做一个好父母。

夫妻应该让情感流动起来，然后达成育儿共识。这样，孩子就不会成为父母情绪的垃圾场，而是会从父母的关系中学习爱和信任。

同时，家长也要兼顾任人唯贤，考虑孩子的全面发展，在学习能力、人际关系、娱乐和自我探索之间取得平衡。

此外，“富源学习社区”在家庭教育和社区文化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和社区互动中，青少年能够了解多元化的评价体系、维持多层次的人际关系、面对多方位的学习资源。

这对他们的心理成长也是有好处的。（这也是谷雨星球践行的教育理念。）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