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青少年抑郁心理咨询|第 30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 17.5%

原创 张雨绮 于欢欢 八点健康报

10月10日，第30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由北京安定医院牵头开展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揭晓。

这项历时近9年的研究对全国7.3万余名6至16岁青少年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总体患病率为17.5%，其中焦虑症占4.7%，重度抑郁障碍占2.0%。

同日，“中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成为微博热搜。这一数据来源，是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年）》。

近年来，青少年抑郁在中国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个别伤亡事件引发的一轮又一轮讨论，犹如一股不断涌动的暗流，汇聚成家长、学校乃至所有关心儿童青少年的困惑与焦虑——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越来越不快乐了？青少年抑郁为何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如果把儿童青少年的成长比喻为一次航行，那么目前抑郁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和个案揭示的情况，就好比是视野中突然出现的一座冰山，而在此之前，掌控方向盘的成年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的存在。

但这种无助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地说，青少年抑郁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问题。

知名媒体人张晋2016年创办抑郁社群“抑郁症社区”后，结识了不少抑郁患者。他在一本讲述自己康复经历的书中写道，“由于污名化的存在，主流社会对他们（抑郁患者）的认识是扭曲、畸形的，充满了各种似是而非的想象。”

事实上，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在青少年抑郁的临床诊治中，也难免会感到困惑。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副院长、主任医师姚贵忠就曾对一位15岁的患者印象深刻，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课堂知识学好，还能弹奏乐器。不过，姚贵忠把会诊过程比喻为一场“生死对话”。

他坦言，“我不知道该如何和一个15岁的孩子讨论他对生活的厌倦，如何让他热爱生活，好像无论我说什么，都感觉很苍白。”

在诊疗资源匮乏、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的当下，青少年抑郁患者及其家属，以及部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都感觉自己在探索未知的领域。这种探索在为更多患者扫清盲点的同时，也更新了全社会对儿童及其生存环境的认识。

被忽视的青少年抑郁

“社会心理的延迟和变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它以牺牲青少年稳定而持久的心理认同为代价。”

即便在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儿童抑郁症也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被广泛认可为一种精神疾病。成年人抑郁尚可接受，而成长中的儿童青少年可能只是暂时的“青春期烦恼”。许多家长坚信，患抑郁孩子是“装病”或“心情不好”，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普遍怀疑青少年是否存在严重抑郁，核心原因是儿童心理认知结构尚未成熟，尚不具备体验抑郁的能力。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真实案例出现，这一推论不攻自破。

研究人员曾一度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的存在感到犹豫，主流社会也常常表示不解和否认，这种态度至今仍普遍存在。

毕竟，当本该受到最多保护和关注的孩子不再简单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对周围的环境失去兴趣时，颠覆的却是大多数成年人对于童年、青春期的美好想象。

缺乏共识和解释就像是一片迷雾笼罩着患者和家属，而在年轻时患上抑郁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由于儿童社会化程度较低，宣泄情绪、寻求帮助的渠道比成人少，国内不少医生在采访中提到，非自杀性自伤是青少年患者的常见症状。

但认知的滞后并不能单方面掩盖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真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不经意的忽视”让青少年抑郁问题长期隐藏在冰山之下。

由于儿童社会化程度较低，他们发泄情绪和寻求帮助的渠道比成年人要少。

姚桂忠在临床上也观察到过自残行为，“孩子没有其他的发泄渠道，就只能伤害自己。”

北京回龙观医院青少年抑郁专科医生王志雄告诉八点健康报，青少年抑郁比成人抑郁更为复杂，伴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症状，比如命令性幻觉或妄想，会增加青少年和儿童抑郁患者的自杀、自残行为。

与成人抑郁不同，儿童青少年抑郁发生时更加隐蔽，发生风险更高，是成人的4-5倍，且发展过程缓慢而漫长。儿童自我认知水平较低，容易被忽视。因此家长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儿童青少年的干预时机和治疗方向。

然而，当孩子出现抑郁、易怒、自卑、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还出现睡眠、饮食失调等躯体症状时，很少有家长能够认识到并接受孩子的“行为问题”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

认知不足、将抑郁归结为“思维障碍”、对疾病强烈的羞耻感、社会对抑郁的误解甚至嘲笑，往往使患者“逃避就医”。调查显示，我国抑郁患者的就医率极低，不足20%。

2016年一项涉及72402名受访者的荟萃分析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综合患病率为15.4%。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家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年）》提到，2020年，中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率为7.4%。

《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还显示，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有近3000万人患有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

青少年抑郁，被称为精神疾病，终于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

家庭在黑暗中摸索

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自杀、自残事件见诸报端，当人们开始意识到“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存在时，开始问“为什么？”开始反思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开始反思教育体系对于“提高心理素质”的忽视，开始反思自杀事件报道造成的“传染”，开始反思原生家庭不合理的教养模式导致孩子抑郁。

然而，过度关注“为什么”却忽视了“做什么”，3000万精神情绪障碍儿童家庭在缺乏系统支持的黑暗中孤身前行，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

王志雄医生告诉八点健康报，相比成人抑郁，青少年抑郁的诊治更加复杂。首先，二者治疗方式不同，青少年自我认知水平较低，需要医生耐心指导，将自己的症状描述清楚。其次，症状表现和解决方法也有区别。比如，成年人第一次患上抑郁，很有可能最终诊断就是抑郁，而十二三岁的青少年第一次发作抑郁，就要高度警惕罹患情感的可能。

但目前我国专业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500名，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甚至一些省会城市还没有专业的儿童精神科。

“17、18岁的孩子就应该去看儿童精神科医生，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些知识的。”很多家长在就医时并不知道儿童精神科的存在，也没有从一开始就找到合适的医生。

在一次次就诊后，来自上海的杨女士终于意识到，“看医生前，需要记录自己的睡眠时长、睡眠质量、购物需求、精神状态、食欲、注意力、社交、学习情况……需要在5到10分钟内迅速将准确的信息提供给医生，以便医生做出更好的诊断。”

理论上，专业儿童精神科医生的问诊时间应该比成人问诊时间长很多，一般在半小时左右。但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实际问诊时间短则五分钟，长则十几分钟，半小时的问诊时间很难实现。

青少年抑郁是一种病因不明、诊断较躯体疾病更加主观的疾病，沟通不足、对某些精神心理症状问询不充分、草率诊断等都可能造成误诊。

心理康复诊所刚川三益创始人兼技术总监陈美玉医生对八点健康报记者表示，青少年抑郁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疾病，治疗方案由专业医生提供，但心理治疗和心理康复则由心理咨询、心理康复和社会支持系统共同完成。

抑郁与其他疾病不同，无法完全靠药物治愈，一次发作结束并不代表治疗结束。陈美玉医生告诉八点健康报，青少年抑郁治疗的预期是“恢复社会功能”，学生需要重返校园、社交，回归社会生活。

青少年抑郁患者的辍学率极高，但“抑郁孩子一旦辍学，就很难再重返学校”，社交能力下降，社交焦虑严重，注意力难以集中，嗜睡，情绪波动大，学校、老师、同学、其他学生家长没有义务容忍“问题学生”。

“抑郁孩子一旦休学，就很难再回学校，我的孩子去年返校，只上了一天课，我给他带了午饭，可周围都是同学，他连饭盒都不敢拿出来，就坐在座位上坐了一天。”抑郁儿童家长马宁告诉八点健康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上完一节课就回家了。”

即使恢复效果好，抑郁也常常会复发。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抑郁是无法抹去的“污点”。“你不敢把这段休学经历写在简历上，就算抑郁，也没有大学愿意收你。大学最长休学两年，两年后又要从头再来，压力很大……”

儿童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社会支持系统的基本基础尚未形成，形成联合治疗方案更加困难。

从青少年抑郁的发现，到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对患病青少年进行支持，再到医疗、心理、精神康复等领域的通力合作，攻克一个原因不明、没有相对客观的诊断技术、也没有特效药物的精神疾病，一切才刚刚开始。

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患有中度至重度抑郁、被迫停课的家长来说，重返校园实在是太奢侈了。“作为家长，我们现在需要陪伴孩子，不抱有期望，不回顾过去，不展望未来，活在当下。”

矿井里的金丝雀

姚桂忠从事精神科医生三十余年，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专攻成人精神分裂症。但近些年，他觉得自己“有点换了职业”——诊所里抑郁患者越来越多，青少年的比例明显上升。

“忙得难以想象”，姚桂忠这样描述北大六院儿科门诊的现状。正常情况下，如果医生中午开始看病，大概下午四点半就下班了。但现在“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不停歇”几乎成了儿科医生的常态。为了分担急剧增长的看病需求，很多像姚桂忠一样的成人医生也开始看青少年患者。

北京安定医院院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王刚在近日发表于《财新》的采访中也提到，青少年到医院就诊、住院的绝对数量较以往大幅增加，这是临床上最突出的体会。“北京安定医院一般要求16岁以下的病人住儿科病房，现在儿科病房已经满员，床位非常紧张，一些14、15岁的孩子只能住成人病房。”

不过，不少专家也提醒，由于缺乏历史数据，目前还无法得出中国青少年抑郁发病率上升的明确结论。

抑郁作为一种“真实”的疾病，是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青少年抑郁家庭指南》指出，与其他身体疾病不同，人们往往更关注心理疾病发生的原因。在病例早期过度关注病因，甚至可能延误干预时机。但在诊断完成后，查明病因无疑是治疗的关键。

面对日益增多的青少年患者群体，许多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都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在较为困难的病例中。

家庭是未成年人社会生活的核心，陈美琴兼职自杀干预和心理咨询的六年时间里，接触最多的案例是青少年抑郁，她常常觉得父母和孩子同样需要辅导，事实上，有些案例很难按计划进行，因为父母自己拒绝辅导。

父母的认知与成长决定了青少年抑郁患者康复的可能性，而家庭确实是孩子成长最直接的土壤。在“原生家庭能解释人生一切不幸”这一观念流行之后，将青少年抑郁归咎于父母的疏忽与过错，几乎成为最自然的倾向。

但父母真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吗？

上海一位家长在孩子患上抑郁后，遇到很多有类似经历的家庭，她的观察是：“几乎没有特别恶毒的父母，都是很普通的父母，普通的家庭，犯点小错误，关心孩子。”

孩子的情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这位家长表示认同，孩子作为家庭中最弱势的成员，会成为整个家庭焦虑和痛苦的承担者，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焦虑，很可能都由孩子承担。”

姚桂忠医生也表示，单纯把孩子抑郁的根源归咎于父母是不准确的，父母也是被时代裹挟的个体，是社会大潮流的被动跟随者。

“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想想如果我们被要求过他们现在的生活，会怎么样？”姚贵忠现在每次看病都会遇到处于不同学业阶段的孩子。他们7点起床，除了吃饭睡觉，一整天只做一件事，每天晚上和周末都被要求加班——这原本是一个玩笑，但与他每天见到的病例相比，姚贵忠觉得这种描述相当现实。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人生都处于这种状态，他们患上抑郁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本能地想跟上。但正如姚桂忠所说，为孩子创造特定生活环境的成年人应该做出相对独立的判断——“考试、升学到底有多重要？比如一个孩子努力了，却没有取得那么高的成绩，我们是不是应该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让他学习，接受他现在的状态？如果大人不接受，孩子自己也不会接受，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青少年抑郁有着独特的临床表现，但同一时代、同一社会，成人与儿童心理困境的根源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心理咨询徐凯文有20年的专业经验，他在2016年左右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用以描述日益增多的非典型抑郁患者。

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的人际关系平时很好，但在其中却感到疲惫不堪，对生物治疗不敏感，甚至无效，传统的心理治疗也无效。“这些病人都是强势社会价值观的受害者，即人生的目的只是追求金钱和地位，学习和工作只是追求这一目标的手段。”

“患者对于生命价值终极问题的困惑，超出了咨询师通常介入的情感、行为和认知层面。”

面对这位觉得生命毫无意义的15岁男孩，姚桂忠也意识到，患者问题的根源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范畴——“这不是说说就能解决的，这个只能自己去生活、去体验，然后慢慢培养出一种他可以选择自己人生的（信念），然后他就会慢慢知道生命的意义。但我们现在不给他们提供选择，我们评价孩子的标准很简单，他们除了学习，没有别的选择。”

那是给姚桂忠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位抑郁少年患者，他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把学业知识和乐器演奏得非常好，但他并不快乐。

过去，英国煤矿工人进矿井时，常常会带上一只金丝雀。如果金丝雀停止鸣叫，矿工们就知道有害气体和污染物可能已经增加，并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孩子就像矿井里的金丝雀，他们可能比大人更早、更剧烈地感知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当他们异常沉默时，每个人都应该视之为一种警告。

要有耐心，不要急着贴标签

世界卫生组织曾公布数据，高达50%的成人精神障碍始于青少年。在抑郁症状出现之初，这些成年患者往往被认为存在人格问题，但在问题被隐藏、压抑多年之后，病情往往十分复杂，发展为难治性抑郁。

虽然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在面对少数难以治疗的病例时可能会感到现有方法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被动地应对青少年抑郁问题。

青少年的一些特点使得诊断和治疗这一年龄段的抑郁尤为重要。《青少年抑郁家庭指南》指出，首要原因是，如果不加以治疗，青少年的正常生活和发展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留级或辍学并不是唯一的后果。“在这个情感成长和变化的重要时期，这些疾病可能从根本上导致发展停滞。”

庆幸的是，大多数青少年患上抑郁的患者，病程较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治愈的可能性更大。

姚桂忠提到，儿童青少年抑郁与成人抑郁症最大的区别就是多变性，一方面这使得儿童更容易冲动自杀，但另一方面，不稳定也蕴含着转折的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增多，尚在成长阶段的抑郁患者或许会找到新的稳定状态。

自残、自杀，是几乎每一位处理青少年抑郁的医生都会提及的问题。从事心理咨询多年的陈美琴，用“心痛”来形容自己对这些抑郁青少年的感受。她提到，很多因抑郁自杀的孩子“即使在自杀前有人能察觉，给他们一点温暖，也未必会迈出这一步”。

周围人看似微不足道的善意和关心，能把一个抑郁孩子从绝境中拉回来，而误解和厌恶则起着相反的作用。她在与这些抑郁青少年的接触中，总能感受到这一点。

一位4年前被确诊为抑郁、目前病情较轻的17岁患者谈到自己渴望社会和亲人的支持，“抑郁期间，只要家人善待你，哪怕一点点，心情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变得好很多。”

无论在未成年人抑郁的治疗中，还是在他们的成长和教育中，保持耐心而不是急于给人贴标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感谢读果网创始人张进对本文的帮助。

张雨绮撰文

撰稿人：于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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