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校园霸凌心理咨询|12 岁女孩遭校霸欺凌患抑郁症，施暴者入狱，校园霸凌何时休？

5月，湖南吉首正值初夏，当其他同学还在课堂上玩耍打架时，12岁的心怡已在医院住院一个多月，每天打针、吃药。

她正在接受抑郁治疗。入院前一个多月，她被“校霸”羞辱、殴打、勒索，在班里被孤立，失去了朋友。如今在病房里，心怡不禁哭泣或发呆。因为有些校霸戴眼镜，她看到戴眼镜的人就会产生应激反应，这让她很难重返学校。

几乎同一时间，在四川省成都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成都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周昭正坐在桌前，有条不紊地接受教育。来这里之前，他是学校里的“名人”，张扬而暴力。见到不喜欢的同学，轻则嘲讽羞辱，重则打得他跪地求饶。直到他参与了对一名女生长达四个小时的羞辱、猥亵，才被判入狱（成都市未成年犯管教所）。

校园霸凌。图片来源：IC photo

新怡和周昭的故事并非孤例。欺凌事件可能发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生在监控摄像头无法看到的学校厕所里，发生在午后空旷的田野上，也可能发生在关门后。2018年至2021年对全国1.3万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19.9%的学生参与过校园欺凌，其中16.2%的学生是被欺凌者，0.9%的学生是欺凌者，2.8%的学生既是欺凌者也是受害者。

“没有人是赢家。”成都市未成年人看守所四监区副监长潘磊长期接触未成年犯，其中不少人曾经是霸凌者。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其中几位被霸凌者最终以盗窃等非暴力犯罪罪名服刑，人生从此彻底改变。

弱者、局外人？

直到陪心怡去派出所录口供，王磊才鼓起勇气打开手机里女儿被欺负的视频。在他的记忆里，那几分钟异常漫长，当视频进度条播放完，他发现自己的手都在颤抖。

视频中，心怡身穿校服，被霸凌者逼着跪在校园一角。傍晚天色渐渐暗下来，不少学生举着手机、手电筒拍摄视频，将欺凌现场围了起来。

打耳光前，欺凌者会把欣怡的头发掖到耳后，然后开始“比赛”：看谁打得更快、更响、连续打得更多。如果不是用手背快速擦拭眼睛，很难看出受害者在哭。“我不能当着他们的面哭，否则我会被打得更惨，”欣怡说。

心怡回忆说，欺凌事件起于2024年正月初一寒假过后的一个谣言，“打我的人说我在背后说她坏话，但我没有。”

类似的欺凌借口，潘磊听过很多次。他和同事在成都市未成年人看守所进行调研发现，校园欺凌往往以“鸡毛蒜皮的小事”为开端。

在潘蕾看来，“霸凌者通常敏感多疑，自尊心脆弱，不会放过被霸凌者的一个‘微妙’眼神、一个不经意的‘冒犯’，如果对方不肯屈服，他们就会动用‘威力’。”

潘磊所辖未成年犯周钊，有欺负他人的不良记录。在学校，他和朋友经常与他人发生矛盾，一点小事就能成为他们挑衅欺负他人的借口。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只因“哥哥”以为有同学插队，周钊便和同伙将对方拖到宿舍，将其殴打至头部出血。

霸凌不仅给受害者带来身体上的伤害，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她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心怡被打的视频被霸凌者发布到微信群，并最终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开来。她因此成为了学校里的“异类”，为数不多的朋友也对她敬而远之，甚至一些曾经的“好朋友”也逐渐加入了霸凌者的行列。心怡说，她并不讨厌这些人，“他们也很难受，不打我，他们也会和我一样被打。”

被霸凌的女孩。图片来源：IC photo

心理咨询尹继秀对心怡的经历并不陌生。在来她那里咨询的抑郁青少年中，很多人的噩梦都是从被欺负开始的。

尹继秀说，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同龄人交往欲望强烈的阶段，受到欺凌后，在人际关系中会感到无助。当他们觉得跟父母说也没用，也没人帮助时，就会不断退缩，开始对周围的事物失去兴趣，不愿意上学，不愿意与人交流。很多孩子开始出现自闭症状，严重者甚至会进行自残行为。

新京报记者搜索“欺凌”“校园霸凌”等关键词，发现200余条相关判决书，被欺凌者有的身体受到伤害、有的患上抑郁、甚至有的在冲突中死亡……

沉默的受欺凌者

在心怡被欺负的一个多月里，王雷确实察觉到一些异常。女儿今年自寒假返校后，就沉默了。他原本以为女儿长大了，有问题了，便没再多问。

不仅如此，王雷还时不时发现女儿身上有伤痕。有一次，女儿放学回家，嘴角有血迹。他问她原因，她说：“我同学放学急着出去，我不小心撞到了他们。”可王雷不相信她，想去学校找老师了解情况，却被女儿拦住了。

直到事发后，王雷才意识到，女儿担心的是，即使自己找到了学校，老师们一般也只会对欺凌者进行批评教育，或者让他们写检讨书，不会有太大的实际作用。“女儿担心他们会加倍报复。”

心怡的沉默和不反抗引来了更多无理要求。其中一个恶霸开始要求心怡每天交出5元“早餐钱”。一个“老板”命令他的“小弟”向心怡要烟，如果一周内不给，就要挨打。

饭钱被没收后，欣怡每天早上都要做出选择：挨饿还是挨打。她大多选择前者，这样既可以不挨打，又可以放学早点回家。饿得不行的时候，她就向同学要吃的，吃不下去的同学就分面包给她吃。

王雷一直在想，女儿为什么会成为被欺凌的对象。但他发现，心怡几乎没有和欺凌者接触过，更没有发生过冲突。他所能想到的只有女儿性格内向、胆小，“形象懦弱”。

后来女儿告诉他，她脸上起了疹子，留了疤痕，而且因为肤色有些黑，同学们都笑她叫她“黑妞”，女儿因此被孤立，仅有的两个朋友都是其他班的。

被别人视为“软弱”和“怪异”使我的女儿成为欺凌的对象。

一名女孩躲在角落里。 图片来源：IC photo

另一名受害者称，也正是因为“与众不同”，他才成为群体中的“另类”。由于这名男孩嗓音单薄、性格内向、运动不擅长，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娘娘腔”。渐渐地，言语上的嘲讽变成了身体上的欺凌。有人还曾脱下他的裤子，检查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课间休息时，他站在窗边望着远方，一个脱下他裤子的同学突然上前一把拽住他的一条腿，让他像青蛙一样单腿跳，任凭他怎么求饶，同学也不放过他，三四分钟后，同学才停手。

在尹继秀的职业生涯中，坐在她对面的孩子们曾多次讲述类似的故事。在她看来，霸凌的本质是权力斗争。很多孩子会想，“你跟我不一样，你就不一样，所以我就要欺负你。”

青少年遭受欺凌，会给一个人的一生蒙上阴影。尹继秀回忆，在辅导一些成年人时，他们常常回想起那段充满黑暗、缺乏支持、感到被世界抛弃的时光。

一些被欺凌者的悲剧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犯罪。在被欺凌的过程中，很多受害者的人格遭到摧残。有的人选择沉默忍受，有的人则以其他方式发泄愤怒，比如偷窃等隐蔽、非暴力的犯罪行为。

潘蕾发现，这些未成年犯大多性格内向，不愿主动与人交流，在日常改造中也表现得胆怯懦弱，经常自我否定，遇到矛盾纠纷时常常哭闹、自闭。

“我打败了这个人。”

“你为什么要欺负别人？”面对曾经欺负过别人的未成年犯，潘磊总会问出这个问题。

“我跟人打架的时候，脑袋里就像是全是血，而且太过激动，好像感觉不到拳头的疼痛。”周昭回答道。当然，他也感受不到对方的恐惧和痛苦。直到对方浑身是伤，跪地求饶，他才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满足，“把这个人打服了。”

潘蕾发现，霸凌者的一个典型心理特征，就是以他人的痛苦为乐。很多霸凌者在实施暴力之前甚至没有明确的计划，只享受欺凌他人的过程。“他们肆意利用人性中的恶，让被欺凌者遭受痛苦，这种痛苦能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在成都市少年看守所另一监区，罗伟也因故意伤害罪在服刑。上学时，他经常欺负同学。但其实，他也是欺凌的受害者。小学时，高年级的同学经常向他要零花钱，不给就会挨打。最惨的时候，他的衣服被撕烂，被扔进了厕所旁边的垃圾房。

后来，他通过同学弟弟的介绍，找到了一群“社会人”帮他报仇。打架当天，罗伟在旁边看着，从被欺凌的受害者变成了旁观者。一开始他还有些害怕，但跟着这群人多看了几次之后，他就慢慢“适应”了。

高年级的坏孩子不再欺负罗伟，这让他觉得暴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还能让别人怕他。最重要的是，打人好像没什么后果，最多就是让家长来学校看看，或者写个检讨书。他开始跟那群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经常请他们吃饭，上网，玩游戏，甚至打架。

他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彻底摆脱父母的控制。

“那些人告诉我，如果我再惹父母生气一点，他们就不会再关心我了。”洛威更加放纵自己，在父母面前更加肆无忌惮。过去对他施加的约束和规则开始变得无效，他变得暴力和喜怒无常。

他最终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成为了欺凌的参与者。在学校里，如果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或者只是不喜欢某个人，他就会诉诸暴力，欺负那些比自己弱的人。

直到2022年11月的一个晚上，罗伟和同伴们回家路上遇到了一个与他们有仇的人。“我们就冲上去打人，他们越反抗，我就打得越狠。”在暴力快感的冲昏头脑中，罗伟掏出随身携带的刀，捅死了对方。

眼前的男人倒下了，打斗现场瞬间安静下来，洛威吓得落荒而逃，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勇气。

如今，在成都未成年人看守所，他又变回了往日的模样，封闭而懦弱。潘磊记得，罗伟曾与团伙成员发生过肢体冲突。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录像、询问在场人员，还原了事件经过。他们发现，主要过错在对方，罗伟是被欺负的一方，但他并未向警方反映真实情况。

为何要成为恶霸？

周昭记得，从小学开始，他和父母的关系就比较紧张，后来他转学了，但由于难以适应新的环境，成绩下降，开始讨厌学习，渐渐地，他变得贪玩，经常逃课、打架。

周昭的父母都在外面做生意，很少与他交流。他回忆说，父母会批评他，强调学习，周昭根本不听。为了避免和父母吵架，他在家里尽量少说话。结果，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紧张。周昭渐渐受不了了，“一分钟也不想呆在家里。”

不回家给他带来了更严格的限制。首先是经济上的控制。如果他想买东西，他必须取得让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开始到处向朋友借钱。他无法偿还，所以他不得不对父母撒谎。亲子关系越来越疏远，即使他说的是实话，父母也越来越不信任他。

第二是时间控制。罗伟的父亲认为时间应该用在学习上，玩耍是浪费生命。罗伟喜欢打篮球，有一次他去社区打篮球，父亲只给了他20分钟。20分钟后，父亲真的出现在篮球场，让他回家。罗伟觉得很尴尬，拒绝了父亲的要求。没想到父亲当着朋友的面打了他两个耳光，黑着脸对他吼道：“回去！”

这样的打骂几乎是家常便饭，父亲的暴力行为在醉酒之后会进一步升级，有时让洛威吓得在家里都不敢发出声音。

为了给情绪找个出口，洛威把家里的郁闷都发泄到了外面。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甚至“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不管是打架还是喝酒，我都觉得很开心。”

尤其是在欺负同学的时候，拳头落地的那一瞬间，让他感觉到无比的解放。

“通过对服刑人员群体的研究，我们看到了霸凌事件背后隐藏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败。”潘磊与团队对近年来被收押的服刑人员进行了大量调研，包括与服刑人员推心置腹的交谈，从他们的家人角度了解他们的成长轨迹，对案情进行梳理和推演。

潘蕾发现，这些未成年罪犯与父母的关系大多比较紧张，很多未成年罪犯亲子交流较少，只给孩子提供物质上的照顾，或者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

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罪犯中，不少人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其中留守儿童、寄宿生比例较高，容易形成小团体，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常常以暴力解决问题。学校更注重录取率，只关注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忽视对学生思想道德、法律法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教育。

2016年起，一项名为“同伴行动”的改善校园欺凌项目在山东济南多所中学启动。

该项目采用应用戏剧的形式，剧本由招募的中学生创作，其中许多学生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或经历的事物中汲取经验。

让项目负责人赵菁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中一场戏里，一位“老师”说，当发现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时，安慰被欺负的孩子说：“你也要反省一下自己，苍蝇不咬无缝的鸡蛋。”“看上去老师自认为站在相对公平公正的角度，但对于被欺负的人来说，这是受害者指责论，一点公平正义感都没有。很多学生到了这个时候，就会不再寻求帮助。”

陕西福源汇品德教育中心的艾老师从事一线社工工作五年，她认为改善校园霸凌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人教老师该做什么、家长该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建议被霸凌的孩子告诉家长和老师，然后呢？

长期的痛苦

自4月初起，心怡开始在医院接受抑郁治疗。

如今在病房里，她还是会时不时想起被欺负时对学校的恐惧。那是一种无法缓解的痛苦。有一次她在课堂上拿起剃须刀割伤了手腕。她甚至??几次想过跳楼。她曾在学校走廊入口徘徊，“最好能摆脱这一切。”但一想到父母，她就停了下来。

王磊从警方了解到，参与欺凌其女儿的共有15人，欣怡的一份诊断书上记录了他们欺凌的后果：她的左耳膜穿孔，身上有多处淤青，抑郁自评量表显示她有中度抑郁症状。

“前两天，我看到欣怡在床上使劲摇头，嘴里嘟囔着什么。”看到这一幕，欣怡妈妈杨志华的眼睛瞬间红了。

一切与欺凌有关的事，都让心怡感到害怕。杨志华透露，曾经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生狠狠地打了她，因此她很害怕同龄戴眼镜的同学。不仅如此，心怡看到学校老师出现在医院，就会突然崩溃。“学校领导都知道我被打了，但事情还没解决，那些人肯定会再来打我，我好害怕。”她对妈妈说。

这一个多月来，心怡的病又复发了，不过总算好了一点。按照王雷夫妇的计划，等心怡康复后，他们会帮她转学。但她已经很怕上学了。“我怕上学，也不想交朋友，交朋友也没意义。”

这几天，心怡在手机里看到同学们外出游玩的视频，发现有好几个同学被霸凌，至今还没收到霸凌者的道歉，让她很纳闷，“为什么欺负我的人好像没什么事，我却要受这些苦？”

（本文除潘蕾、尹继秀、赵静外，其余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秦冰赵敏实习生郝哲林张新辉，

编辑：杨海，校对：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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