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离家出走心理咨询|紧急心理危机干预：知更鸟公益项目助力小学六年级女孩自杀未遂案例

图片来源：??九娘待榴莲｜

文字|陈兴甲

原标题：《风中的雁》

来源 | 《送别歌》（中信出版集团，2024.1）

2023年5月12日，我们罗宾慈善项目（恒辉慈善基金会的慈善项目）收到试点学校的紧急请求，说遇到了一个非常麻烦的情况：一名六年级的小学女生自杀未遂，老师而学校领导也束手无策，需要心理专家的帮助进行紧急危机干预。

接到求助后，我立即给罗宾计划的医学心理学家宋子翔医生打电话。曾任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精神科主任。他创办的“月竹心理学”主要致力于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的治疗。预防和治疗。宋主任答应立即结束会议，和我们一起去学校。宋主任带了两位专业心理医生来学校接我们。当我们到达校长办公室时，女孩的父亲刚刚从外地回来。女孩20岁的弟弟，同城读大二，接到通知后也赶到了学校。据说我妈妈正在上班，还没到现场。

女孩在学校心理室由一名老师陪同。宋主任立即安排两名专业心理医生对女孩进行诊断评估。我们还开始与学校领导、校长和学校心理学家进行讨论。校长向我们介绍了基本情况：女孩名叫艳子（化名），刚满12岁，平时在学校表现正常，学习刻苦，成绩不错，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毕业了。今天一大早，班主任就发现燕子的状态很不好。他走过去表示关心，发现她的手腕上有一道新的划痕，血迹还在那里。仔细一看，她的脖子上也有一道伤痕累累的抓痕。老师翻遍了艳子的课桌，发现里面有六把刀。它们不是用来削铅笔的那种刀。它们大约有五六厘米长。有推式刀和翻盖式刀。他们都很敏锐。老师顿时慌了，立即安排心理老师带艳子去心理室，自己则紧急向校长汇报。

校长召集班上老师了解情况。体育老师说，4月份上体育课时，他发现燕子卷起袖子时，手肘和手腕正面有五六处浅浅的抓痕，已经形成疤痕。 ，我问燕子怎么了，燕子说没事。体育老师见艳子没有任何异常，划痕也不严重，也就没有太在意。没想到今天孩子直接划伤了手腕……

大家综合判断，孩子有明显的自杀行为。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学校迅速启动应急程序，联系家长，并向教育局汇报。校长向教育局提出需要立即将孩子送往相应的医院接受治疗，心理老师向罗宾鸟慈善项目组的专家寻求帮助。我和宋主任听着校长的介绍，观察着坐在一旁的燕子父亲和哥哥的情况。爸爸是个很老实的人，典型的城里打工者，淳朴老实，勤劳和善良写在脸上，基本上话不多。弟弟已经上大学了，但脸上却没有一点青春的朝气。他感觉很不开心，而且不是那种因为担心妹妹现在的困境而产生的不开心，而是那种压抑已久的不开心。

宋主任向校长和老师们介绍了情况后，又转向弟弟，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妹妹的性格。哥哥说姐姐是一个很阳光、外向的人。他拿来了姐姐这几年留在家里的作文本，说你可以看到姐姐阳光的性格写在这里。

他还说，小学五年级时，姐姐曾告诉他，班上有同学向她借刀割手腕。但他表示，妹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抑郁倾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冲动的行为。今年3月，周末弟弟准备做饭，让姐姐洗碗。当他卷起袖子时，发现妹妹手臂后面靠近肘部的地方有两三处浅浅的抓痕，那里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哥哥当时并没有在意，因为姐姐一切都很正常，他也没有多想。我没有告诉我父母这件事。

宋主任问完弟弟，又转向父亲。父亲除了担心和难过之外，几乎说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宋主任很快梳理出了事件的几个要点：一是他五年级时，有同学向艳子借了刀；其次，今年3月，燕子的手臂后面距离手臂较近的地方已经有两三处抓痕。肘部，只有洗碗、挽起袖子的时候才能看到；第三，四月份，天气炎热，体育课上她卷起袖子时，可以发现胳膊肘下方的手臂前部有五六处比较深的抓痕，已经是伤痕累累了；第四，班主任今天发现她手腕上有血。脖子上也有已经结痂的划痕，但不是里面的划痕。相反，将其标记在从外面可以看到的地方。

在给出专家意见之前，宋主任组织了现场讨论会。罗宾计划教育心理学家程鹏博士认为，孩子的抓痕从被袖子遮住、别人不一定看得见，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越来越接近可见区域。处，其心理动机应该是提供暗示，发出自救信号，她正在用行为语言呼救：“请见我”。而且孩子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因为划伤的地方距离动脉很近。对于她的行为，已经成为医生的判断是“非自杀性自残行为”。

这里的讨论还在紧张地进行着，那边心理学家对燕子的专业诊断评估也在同时进行。中午，书面的诊断评估意见过来了。心理诊断评估的结果很明确：严重焦虑、严重抑郁。校长和老师的表情都很沉重，爸爸和哥哥的表情都是痛苦和惊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详细的青少年心理疾病诊断。它是多维度、综合性的。每个角色、每个图表都传达着紧张的情绪。现在压力就在宋主任身上。学校需要得出结论。必须立即决定是否需要将孩子送往医院。

现在这孩子就像是风中之雁，不，简直是暴风雨中之雁。宋主任表情严肃。他仔细浏览着考核表，陷入了沉思。我们都看着他，没有说话，不敢打扰他的思考。大约10分钟后，宋主任给出了建议：第一，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第二，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第二，孩子暂时不会送医院。今天她就可以被父亲和哥哥接回家，先由家人好好照顾了。有一天我们再谈谈吧。宋主任需要一天时间与父亲、母亲和兄弟详细交谈，然后才能决定孩子的诊断和治疗建议。

虽然医生给燕子制定的心理诊断评估量表看上去很严肃，但宋主任却在量表中读出了孩子的潜意识。她的潜意识在呐喊，她不能简单判断这个孩子只能送进医院。针对燕子的情况，除了全面的心理评估外，还需要与他身边的人进行深入的交谈和采访。

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这么痛苦？她的学习成绩很好，老师待她很好，和同学关系也很好，没有早恋的迹象。那么这种强烈的精神痛苦从何而来呢？根据精神分析，首先要考虑的是她是否有遗传生物学原因。孩子父母无精神病史，几代人也无精神病史。这个可以排除。其次是考虑个人因素。从孩子的自伤过程如此细致有序、表达如此完整来看，也可以排除个体精神障碍的因素；那么第三件事就是关注触发因素。在宋主任负责压制诊断结论的当天缓冲时间里，我们在采访燕子的父母和弟弟时找到了触发因素。宋主任后来说，学校拒绝送燕子去医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见到燕子的母亲。在医生可见的范围内，老师、同学、父亲、兄弟不可能是燕子患病的原因。还有燕子生命中最重要、最亲近的人——母亲。她为什么不立即赶到？她说自己在上班，但得知女儿在学校自杀未遂后，妈妈还能安心去上班吗？这本身就很奇怪。

那天晚上我和宋主任见到了燕子的妈妈。她的母亲叫春燕（化名），瘦弱的身材、憔悴的面容告诉我们，她是一只在风雨中长大的燕子。春燕在皖北农村长大。她的母亲在她未成年时去世，父亲在她6岁时去世。她成了孤儿，由表弟抚养长大。听着春燕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很难想象她是如何长大的。从小到大，我都被人瞧不起、排斥、误解、委屈、侮辱。父亲去世的时候，她把他一个人留给了春燕的表弟，所以表弟对她还好，但表弟就不一样了。她家里多了一个孩子吃饭，家里又穷，全家人都吃不饱，所以她不喜欢她。

春燕从小到大都不敢在嫂子面前吃饭。她总是坐在桌子的边缘，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人，默默地埋着头，用筷子夹起米饭。偶尔伸筷子夹菜，但嫂子一翻白眼，她就立马收回手。当她表弟在家的时候，她偶尔会给她夹一块吃的。回想起小时候吃的每一顿饭，春燕都感到羞辱。春燕有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在村里算得上是一个好看的女孩，但她小时候总是穿着最破烂最破烂的衣服，因为她的嫂子只给她穿这样的衣服。春燕手脚敏捷，扫地、喂猪、捡柴、做家务。家里有事她就立刻行动起来，但嫂子的脸上似乎从来没有露出过笑容。

春燕8岁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表弟家的母鸡每天下一个蛋，本来是很规律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晚上，嫂子去鸡舍一看没有下蛋，那天家里就闹大了。嫂子第一个念头就是春燕吃了她的鸡蛋。她大喊着问春燕鸡蛋去哪儿了。春燕胆怯地否认自己拿走了它们。嫂子拿起扫把，就打她的脸。无论她怎么哭，她都不会停止。表哥回来后，听了嫂子愤怒的指责，也拿着扫把打了她。更何况，嫂子随后当着全村人的面大声宣布，家里出了白眼狼贼，并让她在屋旁的路口和主路口下跪。全村人都过去了，要求她承认偷了鸡蛋。面对嫂子铺天盖地的怨恨和愤怒，春燕觉得自己再不承认就要被打死了。最后，她痛哭流涕，承认是自己偷偷吃的。

从此，春燕被骂成了小偷，同学们也嘲笑她，让她的日子过得如岁月一般。后来，她找到了村里最贫困的一家。这个家庭有六个兄弟。老三老刘为人老实，老实。他比春燕大一岁。他同情春燕，也喜欢春燕。春燕爱上了这个诚实、最听话、最容易控制的男人。初中一毕业，她就带着他到县城打工。后来他们在县城的一个建筑工地结婚，并逐渐在县城买了房子定居下来。

春燕多年来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做完家务，早上7点骑电动车上班，晚上9点回家，做饭、洗衣服、拖地，中午12点就休息我就这样坚持了十年。宋主任说，这种生活习惯在心理学上叫做过度补偿。她正在弥补童年时期情感的缺失和极度的不安全感。

多年来，春燕对丈夫和孩子有强烈的控制欲。听完春燕的成长经历，这几乎是必然的：我这么辛苦，所以我的丈夫必须听我的话，孩子们也必须听我的话。 。她希望儿子一定要上大学，从小就对儿子要求很高。后来，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她的女儿从小就才华横溢，长得漂亮。她大概在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找回失去的童年甚至失去的生命的可能性。自从女儿进入小学一年级，她就要求女儿考试要第一名。哪怕她考了99分，排名全校第一，她也不肯罢休，问道：“为什么要扣1分？” 。她双重地犯了正常母亲所犯的错误。

她每天向孩子们灌输生活的动力：你看，我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了。我为什么这么努力工作？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你是我的希望。我们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强。深吸一口气，一定要把它展示给你的亲戚。她平时很节俭，每一分钱都会折成两半花掉。然而，前年回老家过年时，她却大方地办了一场大宴。她堂堂正正地请全村人吃了一顿饭，并告诉村民们，她的儿子要考大学了，女儿的学习成绩很好。被强迫在全村人面前下跪的屈辱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记忆里，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找回童年失去的尊严和尊严。

丈夫虽然是个勤劳老实的人，但他渐渐受不了春燕强势的性格。从前年开始，他就一直在100多公里外打工，这就是变相的离家出走。平时每个月才回来看看孩子，但每个月我还是按时把辛苦赚来的钱都交给了春燕。儿子虽然上大学了，但性格安静，不开心都写在脸上。燕子虽然美丽、外向、学习成绩也很好，但母亲沉甸甸的爱却像一个黑匣子压在她的心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盒子，但那个盒子的容量是有限的。燕子12岁的不成熟人生已经无法搬动这么重的箱子了。这就是燕子原生家庭的写照：母亲焦虑而坚强，父亲沉默而无助，哥哥一脸苦涩，女儿持刀割伤自己。

从艳子家回来的路上，宋主任给校长打电话，告诉了校长自己的诊断：艳子没有大碍，不需要送医院。

命运对春燕确实不公平。她的童年极其缺乏爱。虽然后来命运补偿了她，给了她一个爱她的丈夫、儿子和女儿，但春燕这么多年却一直绑着她最亲近的亲人，和她一起对抗自己。痛苦的童年回忆。但这注定是一场毫无希望的十字军东征。庆幸的是，春燕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如果她处理得好，女儿的自杀企图可能是她的生活转好的机会。宋主任最终制定了家庭、学校、医生、志愿者灵活的综合干预方案，共同拯救燕子。

宋主任将这种灵活的综合干预模式概括为六个方面。

第一，药物治疗。对于患有明显抑郁并伴有消极思想和行为的学生来说，药物治疗是非常必要的干预措施，也可以从生物学角度调整孩子的大脑功能和神经递质平衡。

二是个别咨询。情绪和行为都是思维的表现。个体认知决定行为，进而决定结果。个体心理咨询使学生能够减轻压力，从心理学的角度调整心理认知和应对方法，从而改变结果。

第三，家庭治疗。青少年儿童的情绪通常与自身性格、学业压力、人际交往、家庭功能等密切相关。家庭不是一个理性的地方，而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亲子沟通类似于心理服务。它们都是专业、温暖、艺术的过程。家庭治疗是指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接受规范化、系统化的心理咨询和治疗，通过调整家庭模式和功能状态来帮助和温暖孩子。

四是家校联盟。班主任和家长需要保持经常沟通，形成基本共识，共同关心孩子的人格培养、学业发展和身心健康。

第五，家长访谈。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家长共同接受心理访谈，以达到调整夫妻沟通模式、强化家庭关系、达成平衡共识的效果，从而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孩子，更好地尊重和支持孩子。

第六，专业、热情。家长、班主任、心理老师在教育、管理、陪伴、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重要时刻、重要活动中，必须既专业又热情。在后续的治疗中尤其如此。表现出重要性。

由此，我们也针对青少年的心理困惑，梳理了校园安全与危机管理。目前普通学校的一些做法值得探讨。一是只要发现学生有心理问题，无论病因、病情严重程度，都要求家长带回家休养或直接申请停学；其次，有些学校的窗户和阳台上安装了护栏，类似于监狱或精神病房；第三，请家长到班级陪同或指派几位同学轮流照顾，全程跟随。第一种方法一刀切，对于有严重心理问题、无法正常上学的学生有保护作用，但对于有一般心理问题、经过短期调整就能恢复的学生则有害。第二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无所谓。这样的设置会让大家感到压抑、窒息，不利于有心理问题的学生的康复。第三种方法会造成歧视。对于有情绪问题的学生，班主任安排家长陪同或同学暗中监视，不仅是非常屈辱的事情，而且也伤害了自尊。尤其是学校经常要求学生安静地做这件事，不能告诉别人，但孩子却无法隐瞒自己的话，所以有情绪问题的学生在发现真相后会非常愤怒，容易产生有针对性的抵制，并且不再信任学校和所有老师。

2023年9月开学后，我们对艳子的家人进行了跟踪走访。从那以后，艳子再也没有出现过自杀的念头或行为。他的性命安然无恙，脸上的笑容也明显增多了。整个家庭关系变得和谐稳定。爸爸为了更好的照顾家庭，已经回到城里工作了。妈妈也减少了每天的工作时间，爱上了广场舞，给自己更多的放松空间。我仍然坚持的一件事是我哥哥每天送我去学校。在接送过程中，兄妹俩会谈论各自学校发生的趣事。家庭气氛越来越轻松，家人之间也更加理解。

宋主任和我们一起回顾了这个案例，非常感慨。如果我们听从传统精神科医生的建议，在当时的严峻情况下，燕子可能会立即住院。如果他不愿意，他就会被迫这么做。

我曾经听深圳一所名校的副校长告诉我，他们学校有一个12岁的女孩跳楼自杀。她的家庭条件非常好，父母都是事业非常成功的人。她整理了家里的书桌和卧室，留下了遗书，上面写着：“请不要责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她也不怪父母，她只是不想再活下去了……”副校长告诉我，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有和燕子类似的经历。事情，就是这些孩子肯定派出了很多他们在走向死胡同之前发出了信号，却被父母、老师和社会所忽视。

读过我的书《峡江拐角处》的朋友都知道，我曾经是一个严重的抑郁患者。我当时正处于深渊的边缘，我对那种痛苦深有体会。尤其是那些处于成长初期的孩子，我更能理解他们在抑郁风暴中无助、无助的痛苦感受。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10年前一对母子的画面。那年我担任巴东县县委书记。当我在茶店子镇一个偏僻的村庄考察时，我看到一个孩子双手交叉在胸前，在田边徘徊。他十七、十八岁的样子，衣服还算干净。但他头发凌乱，眼神又直又呆滞。当我向他打招呼时，他没有回应。与他同行的镇干部称，孩子患有精神病。我去不远处的他家拜访。只有他的母亲在家。她是一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当被问及孩子的情况时，她说她几年前在读高中时就生病了。随后她被送往医院治疗，病情缓解后被送回家。现在我还是每天吃药。如果我不吃药，我就会变得狂躁、生病。吃完药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会睡觉。当他醒来时，他会四处闲逛一段时间。妈妈会在不远处看着他，到了时间就给他做饭。

我问这位妈妈以后打算做什么，她说她会陪着孩子，每天给他做饭，直到有一天她做不了，然后她就放弃了。那天我把所有的零钱都拿出来交给了母亲，“直到有一天我什么都做不了”。每当我想起她顽强而又绝望的表情，我的心就碎了。我不忍心详细询问那孩子是怎么得病的。或许他不愿意接受贫穷和孤立的命运，渴望学习和改变，所以用力过猛，伤透了心弦。也许他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或伤害而无法解决。精神崩溃；也许是遇到了过于复杂的青春期烦恼，无处倾诉，形成了情感堰塞湖，最终决堤……

总之，这个孩子的状态让我看到了他的命运是永远不可逆转的。大概率会像我小时候下湾村的疯子张大婶和萧家的傻儿子一样。他将在村民的恐惧、回避、防御和厌恶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一生。

此刻的灯光下，我有一个无法抑制的强烈念头。如果时间真的可以回到十几年前，孩子生病的时候，如果学校有专业的心理老师，有我们这样的公益组织，他遇到的医生就是宋主任这样的医生或许他的命运会完全不同。

《送别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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