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离家出走心理咨询|最高检联合发布第二批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典型案例，聚焦督促监护令与教育方式转变

编者注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国家相关工委联合发布第二批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家庭教育指导典型案例。其中，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未成年人保护遇险案件等。这些进入司法机关视野的未成年人，大多面临家庭教育问题。案件背后，这些涉案未成年人家庭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能得到什么样的指导，能否改变以往的教育方式？围绕检察院下达的监管羁押令以及后续的家庭教育指导，记者进行了调研采访。

16岁的小帅某晚独自回家时，无故殴打两名陌生人，造成一人轻伤、一人轻伤。公安局已立案。该案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小案）检察官李思瑶审理。该案并不复杂，但与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一样，案外的工作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

李思瑶首先要明白小帅为什么这么做。原来，当晚小帅的父亲带他出去喝酒，小帅喝醉了，还殴打陌生人。

小帅的父母离婚了。此前，他一直与母亲和弟弟一起住在北京。高中毕业后，他因学籍问题回到家乡读书。工作日他在学校寄宿，周末有时和父亲住在一起。多年不住在一起，小帅和父亲有些疏远。同样在青春期，他开始抽烟喝酒。从家庭角度来看，小帅实际上已经逃离了母亲的监护。他的父亲有不良的行为习惯，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监护情况。根据小帅的案件情况，海淀检察院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为其设定了6个月的考察期，接受检察官和社工的协助。将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起诉，同时向其父母发出督促监督令和督促家庭教育指导令。该指导每周提供一次，总共持续三个月。

除了最终被移送法庭审判外，移送??检察官的涉案未成年人通常有几种情况：有的行为严重不良，已处于犯罪边缘；有的已涉嫌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些人，如小帅，可能会因犯罪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没有立即起诉，而是给予了一定的缓刑期。缓刑期满并满足一定条件后，检察官最终将免于起诉。这些孩子不能被关起来，后续教育更重要。

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五年多，李思瑶深深感受到，孩子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家庭的问题。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曾整理过一组数据：在办案中发现的未成年人和未成年被害人中，41.6%来自单亲家庭、继家庭、父母不和家庭，且不与他人共同生活。他们的父母。其中，47.6%的人脱离家庭监督，78.8%的人受到其他不恰当的家庭教育方式的纵容、溺爱、殴打、责骂、体罚。

当这些陷入困境的父母接到司法部门的电话时，有的感到震惊和惊讶，有的则愤怒地说：“抓起来吧，我管不了。”也有家长问：“我想照顾他，但我一照顾他他就离家出走，怎么办？”在李思瑶看来，这都包含着家长因教育手段缺失而深深的无奈。

一、探索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干预途径

小帅的父母收到了北京检察院下发的第一张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令，但检察院介入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探索起步要早得多。

在海淀检察院，这项工作可以追溯到2009年。为了科学评估涉案未成年人的行为，帮助他们重回正轨，海淀检察院引进了社工。最初，很多流程和形式需要明确，但最初社会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对这些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包括家庭情况调查。这项工作也是后来许多探索的基础。

社工会根据调查情况向海淀检察院出具报告，让检察官通过案件看到孩子“不好”的原因。在不逮捕、不起诉涉案儿童的宣布仪式上，检察官还将根据报告对家长进行训诫，提醒他们的养育方式可能存在问题。

这一进程与少年检察工作的专业化同时发生。 2009年，上海市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庭，这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庭。此后，北京、河北、天津等地基层检察院相继设立了专门处理未检查案件的机构。 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有效整合了原本分散在检察机关内各部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和司法资源。全国四级免检机构设立工作逐步完成。一批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做出了更加专业、精进的创新。

同样是在2015年，成都检察院开始探索亲子教育。

成都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丛林回忆，最初的契机是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由于父母的严厉管教，孩子在一次争吵后离家出走，搬到了成都。最终，他与一些同龄人“混在一起”并开始偷窃。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想邀请家长研究一下孩子的问题。父母总是抱怨孩子不听话，在学校表现不好。随着检察官对孩子如何养成不良习惯和犯罪的过程进行梳理，家长们也慢慢意识到了自己的育儿问题。

“一开始并不系统、也不专业，更多的是帮助家长解决与孩子之间的问题。”郑正说，但很快工作就变得标准化了。除了社工之外，还增设了心理咨询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并设计了家长教育课程。经过四区试点，成都市自2016年起在全市检察机关推行义务亲子教育，并出台专门意见，规范申请条件、程序和内容。

2、个性化强制性亲子教育

监护令的监管最初始于福建省福州市。

2018年，福州市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涉及多名犯罪嫌疑人的团伙犯罪案件。检察官李奇查明，其中13名未成年人来自单亲家庭、留守家庭、流动家庭。其余孩子与父母之间也存在情感不和。 ，忙于生计而忽视了孩子的教育等问题。 “由于缺乏家人的照顾，这些孩子往往聚集在一起取暖。”李奇说。福州市检察院希望依托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和公益属性，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庭进行干预，使之意识到父母对孩子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于是他们开始探索制度监督监护令。

2020年12月，托管令监督管理理论研讨会在福建福清召开。全国四级检察机关民警代表等80余人参加研讨会，并就完善羁押令督查执行机制建言献策。 2021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检察机关推送监督督查令。

郑容告诉记者，在我国，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和教育早已被纳入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国家很少干预。直到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员流动的加速，家庭监护制度原有的社会基础才逐渐弱化。父母疏忽监护甚至侵害未成年人的悲剧频频发生，国家公权力干预失灵。对成人监护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

2021年，义务育儿教育以《家庭教育指导意见》的形式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现了这项工作从司法层面推进到立法层面。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国家、社会和其他有关单位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支持和帮助的权利和义务，允许民政局、妇联、共青团等未成年人工作相关部门、和相关工作委员会共同为家长提供支持的社会体系正在全面建立。

以福州市晋安区为例，晋安区检察院积极推动成立全省首个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中心，11家涉及未成年人救助救助的单位参与。据金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刘娟介绍，检察院需要司法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家庭教育辅导员或帮教基地时，可直接向中心、辖区其他单位提交申请表。中心将链接相应资源并配置人员。 。针对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实施系统的指导方案。

每个家庭的指导计划都经过仔细考虑。郑正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流程图：初步筛选出需要辅导的家庭后，经过各自调查，司法社联会出具社会调查报告，心理咨询咨询师出具心理评估报告，家庭教育指导员出具心理评估报告。家庭评估报告。根据三份报告，结合对涉案家庭改变意愿的评估，最终形成个性化的指导方案。

3、“最难的是修复亲子关系。”

虽然名为“引导”，但家庭教育引导更需要做的是修复亲子关系。 “这个过程并不是教家长如何改变孩子，而是引导家长用自己的改变来影响孩子。”刘娟说。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李杰已于2020年开始与司法机关合作，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在她看来，这项工作更具体的内容是改变父母的沟通方式。李杰坦言，这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12个疗程一个疗程，日常咨询效果比较好。司法机关委托的案件，由于侦查时间、家长意愿、经费等实际限制，有时只能办四、五起案件。因此，需要找到家庭最需要改变的点来突破。 “比如这个家庭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家庭结构不对等，父母对孩子没有约束力，那么我们就需要重点通过家庭会议等方式帮助他们重新调整家庭结构。”李杰解释道。

这个“具体点”在成都市检察院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中以“X”的形式呈现。 “我们为家长提供6门必修课加个性化选修课的‘6+X’教育模式，并辅以个别、家庭、亲子团体辅导等教学方式。”丛林介绍了成都市检察院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设计。 。必修课程包括教养方式、正面教育、建立情感联系等，而选修课程包括性教育、家庭氛围、尊重的需要等更详细的内容。

“只要父母真诚地做出一些改变，孩子基本上都会感受到并给予积极的反馈。”林林感触颇深。

4. 为提高家长教育能力提供支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教育指导都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李思瑶坦言，进入司法程序的孩子家长相对配合，但孩子尚未达到犯罪阶段、需要重点预防的家庭不一定愿意接受检察院的指导。

在刘娟发布全国首例监管拘留令的案件中，有一名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名叫小陈。由于父母离异，且都在外地打工，事发前小陈独自生活，无人看管。 。检察院宣布向小陈的父母送达监护令后，他们将小陈交给行动不便的年迈亲戚抚养。为了督促家长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刘娟和她的同事们做了很多努力。他们首先向小陈的父母发出了警告信，强调了剥夺未成年人监护权的后果。警告信发出后，他的父母不仅不理睬他，还拒绝接听社工的电话。晋安区检察院会同公安机关多次到小陈父母家中，当面训诫，并要求其父母之一返回原籍地陪伴，或者安置萧尘受到了有实际监护能力的人的监管。最终，父母听取了检察官的意见，跳槽到福州，与小陈轮流居住。

应该说，检察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成本，试图让缺乏内在动力的父母在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做出改变。采访中，几位检察官和家庭教育辅导员谈到了提高强制力的问题，也谈到了一些现实考虑。

“我们还定期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没有生计、温饱不愁的家庭，难度是不一样的。”李思瑶办理了一起轻微盗窃案。孩子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父亲几乎常年住院。在没有信号的偏远山区打零工，一年很少见到他几次。这样的家庭客观上很难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尽管有些家长缺乏内在动力，但北京教育法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副主任罗爽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庭教育指导最根本的意义是为家长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提供支持。

此外，检察官还谈到了家庭教育指导专业人士的缺乏。

“我们在做立法研究时发现，家庭教育专业人才实际上严重短缺。”罗爽告诉记者，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推动了很多事情的进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将家庭教育辅导员纳入专业大典，通过制定专业标准，促进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的提升；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最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家庭教育成为新专业。学科建设扩大人才增量。 （记者陈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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