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亲子关系心理咨询|高校心理咨询室的秘密：学生倾诉苦恼，家长却能尽数知晓

木质茶盘，白瓷茶杯，一组浅草绿色沙发半围着茶桌。大学女生崔潇潇蜷缩在长沙发上，旁边坐着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心理咨询，一双大眼睛盯着她，说话的声音温柔而平静。乳白色的雕花屏风刚好把沙发和门隔开——如果有人这时候走进房间，是看不到沙发上的崔潇潇的。这个暂时封闭的小空间让她感到安全和放松。

“你的发言不会透露任何细节。”辅导员告诉崔潇潇。她开始说起自己的烦恼，比如考试、失恋、家庭变故等，这些都是最近导致她记忆力明显下降的压力源。辅导员看上去很专业，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笔记，还画了类似思维导图的东西，这让崔潇潇心里踏实多了。

但40分钟后，这些秘密全部被母亲以通讯求助的名义知道了。

和她一样，不少学生走进高校心理咨询室，敞开心扉，寻求专业帮助。一所拥有6万名学生的双一流大学，每年能咨询5000人次，每年年中的毕业季、年终考试季，是咨询高峰期。据南方某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统计，新生占咨询量20%，基本都是学校适应问题；而人际关系贯穿各个年级，包括与室友的相处、相亲、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

由于就医费用昂贵，不少学生第一次就诊都会选择学校的免费心理咨询中心。崔晓晓是沿海某大学材料专业大三学生，常规心理咨询每小时收费800元，10次的课程收费8000元，“相当于我一年的学费了！”崔晓晓说，在经济压力下，哪怕自己身体状况很不好，也不会考虑花这笔钱。对她来说，学校心理咨询是成本最低、最容易得到的帮助。

但他们没想到，即便签署了保密协议，他们的隐私还是会在日常工作会议中以实名形式被分享，并被录入危机管理数据库。根据辅导员提供的保密协议条款，当来访者有自杀或伤害他人的危险时，辅导员有权联系学生的监护人或通知来访者所在学院。这一判断受到辅导中心行政职能的影响，有时会极其谨慎，甚至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违反保密协议，这让一些学生感到被背叛和抛弃。

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临近之际，河北某高校的学生正在体验一场心理沙盘游戏。

甚至前台都知道这件事。

工科女学生赵明月刚开始读研的时候，对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和老师非常信任。“学校的制度比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更严谨、更可靠。”她说。而且学校的心理学系在全国也是一流的。但一次临时咨询后，这份信任被彻底打破了。

2018年，赵明月感觉自己即将被负面情绪吞噬，急需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她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申请临时增设心理咨询。她记得咨询结束后，心理咨询师的语气有些抱怨：“你知道你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我们？”赵明月一愣。经过进一步询问，心理咨询师告诉她，为了分享经验、互相帮助，心理咨询中心每周都会举行一次内部督导会议，分享和讨论案例和经验。更让赵明月惊讶的是，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心两名没有专业背景的前台接待人员。

“我的隐私被前台知道了！”赵明月情绪失控，拿起沙发上的抱枕，狠狠的砸在了问诊室的墙上。

那时，赵明月已经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做了两年多的心理咨询，每周来咨询的学生数量有限，像她这样坚持咨询时间长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就算隐去她的名字，只要透露咨询时间，中心里的人还是很容易找到她的。

她之前对这个监督制度一无所知。在咨询之前，她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以为这样可以“保护她的秘密不被泄露”。根据协议，除非有法律要求或学生有自杀、自残、谋杀或受伤的风险，否则将启动保密例外，并通知部门辅导员或家长。

得知自己成为“透明人”一两周后，赵明月以非来访者的身份回到咨询室，怀疑自己的隐私被泄露到何种程度。她越想越心惊胆战。咨询师解释，监督会议分两种，一种是中心内部监督，参加人数七八人，以专职咨询师和工作人员为主；范围大一点的包括兼职咨询师，总共约30人。案例以半实名分享。

她还无意间得知了两年多前的一个“秘密”：刚进研究生院时，她曾给咨询中心发邮件，提出“公布最新的全国自杀干预热线名单，更新那些无法拨打的热线”。没等回复，她干脆一个个打电话试了试，整理出有效的自杀干预热线名单，发给了咨询中心。“其实，这件事情在内部督导会议上早就讨论过了。”这位咨询师说，当时大家通过邮件追踪她，但一致认为这是“无聊的骚扰”，置之不理。

类似的督导会上，学生们的特殊动态也被分享。女大学生陆雪音有抑郁倾向，大三下半年，她在学校接受完辅导一周后，辅导员突然通知她需要去医院检查。陆雪音有些意外，但还是乖乖去了。检查结果显示，她属于中度抑郁。

这件事情让整个学院都紧张起来。尽管陆雪音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伤害过自己，也没有自杀的念头，辅导员还是问她：“你会考虑休学吗？”她拒绝了。但团委书记每天晚上都会来宿舍看她，并向辅导员汇报。其余时间，宿舍长都会“关注她的动态”。学校的辅导中心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她找了校外的辅导员，每周都会离开学校接受治疗。但她一离开校园，学院就非常不安。学院给了两个选择：要么请家长陪读，要么待在家里签一份“免责协议”，否则就会被劝退学。

她选择不离开学校，治疗被迫中断，睡眠质量也严重恶化，每天晚睡早起，有时还会躲在学校池塘边的角落发呆。“学校的规矩我能理解，老师和同学也很负责，没有恶意。”陆雪音说，想到自己主动找辅导员谈心，如实填写心理测量表，她有一种被背叛、被抛弃的感觉。

双重身份

事实上，在高校心理咨询中心，辅导员有专职和兼职之分：辅导中心隶属于学生工作部，开学、迎新会、军训等学生事务需要专职辅导员全程参与。此外，还有大量的书面报告和日常会议。“行政工作占用了太多精力和时间”，专职辅导员小李无奈地说。

她本科和硕士都是学临床心理学的，因为热爱自己的专业，所以到南方某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当了一名专职老师。2018年刚到学校时，她发现包括她在内，专职心理咨询师只有5个，兼职心理咨询师有30多个，有各个学院的心理咨询师，也有从校外聘请的兼职心理咨询师。每小时的报酬是七八十元，是咨询机构最低咨询费的一半。小李说，在没有心理学专业的学校，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辅导员和行政人员的双重身份，让他们对于是否举报来访者的隐私感到犹豫不决。

一位男本科生曾是小李的来访者，三年前，他因为伤心，坐在楼顶喝酒通宵。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有自杀风险的行为。“万一他从楼上掉下来怎么办？”小李担心学生会出事。辅导中心也鼓励大家及时报告任何情况，但她选择沉默，继续观察学生的情况。她用专业的辅导技巧试图帮助安慰学生：她将辅导周期缩短到3、4天，并和他约定每天早上9点给辅导前台打电话，报告他的安全。

“如果十分钟内没接到电话，我就要向学院反映。”小李说。

男孩接受了协议，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每天都按时打电话。“他知道我信任他要承担的风险。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可能会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大影响，”小李说。一个月后，他的情绪稳定下来，风险也解除了。

另一位辅导员曾经遇到过一名患有抑郁的学生。她不想破坏自己与学生之间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所以她没有报告。“当你真正关心他们时，他们能感觉到。”

但也有部分辅导员在第一次咨询后就通知了辅导员，其中一位辅导员比较谨慎，虽然学生没有自杀倾向，但她在问卷量表中看到了抑郁倾向，出于对学生安全的担忧，她打破保密协议，在咨询了一次后就向学院报告了此事。

据南方一流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年度统计，专职心理咨询师一般会提供2、3次咨询，最多不超过5次。心理咨询师小李说：“听他们（学生）说话，主要是为了判断有没有问题。很多人筛查出来后，只想尽快向学校报告，通知家长就医。”

当行政工作与辅导发生冲突时，专职辅导员很难脱离工作人员的角色。有一次，小李接到通知要参加一个临时会议，取消了提前一周预约的辅导预约。她无法拒绝，只好向学生道歉，重新预约。后来她发现，领导甚至会在没有辅导员的情况下直接取消预约，让辅导员按照他的安排去做。这与小李内心的辅导伦理相冲突。有时她会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做什么的”，所以当别人问起她的职业时，她直接回答“我是学校行政人员”。

僵化的行政制度消耗了专职顾问的积极性，无论咨询量多少，他们的工资都是固定的，晋升也不和咨询工作挂钩，需要像其他教职员工一样申请研究项目、发表论文。

咨询中心招来的校外心理咨询师，大多是转行的新手。毛凡30多岁，在两所大学兼职做心理咨询师。她原本在公司上班，但在怀孕期间出现情绪问题时，接触到了心理咨询。她干脆辞职，参加了为期一年半的精神分析治疗培训。2014年，她和朋友开了一家心理工作室，三年时间只接到了不到10个案例。她决定到大学兼职，积累案例和经验，也接受督导和培训。

虽然兼职辅导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但摆脱了教师和辅导员双重身份的影响，辅导员的工作热情往往更高。每当有学生取消预约时，毛帆都会确认“学生心情怎么样，有没有说明取消的原因，是否是临时取消，有没有安排下次预约”。如果还不够清楚，她会让助理再打电话确认和判断学生的心理状态。有时学生取消预约的原因是换了辅导员。毛帆松了口气，“不太适合我，你再找个老师吧，很安全。”

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桑志勤教授在课堂上“接听”电话，模拟分析校园危机事件的流程和处置办法。

系统外的盲点

为防止校园意外发生，一张日益密集的风险防控网已经织就。公开信息显示，各大高校目前已建成三级线上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主要由学校心理咨询中心、高校心理咨询站、班级互助小组组成。一旦发生意外，学校将受到上级部门的调查，涉事高校也将受到处罚，并取消年终奖评定资格。

清明节前夕，小李所在大学的一名高三男生毫无征兆地自杀身亡。学校随即要求辅导员每天晚上值班，进行辅导。辅导员每天早晚各检查一次宿舍学生安全，工作时间为上午7点半到晚上10点半。辅导员还要掌握年级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开会时随时记录。

调查过程中，有学生十分警惕：“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辅导员安慰他们：“马上就放假了，我会多关心你们，别想太多。”

该系统通常很有效。2019 年，一名大二女生在宿舍用水果刀割腕。她的室友发现后向辅导员报告。学院立即联系辅导中心对她进行评估。女孩在辅导员的建议下去医院接受治疗。

据媒体报道，去年疫情期间，北方沿海某高校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一名咨询师在夜间值班时发现一条留言：“我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还不如早点死掉。”咨询师立即联系该学生，并进行危机干预，帮助其打消自杀念头。事后，该学生又留言致谢：“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和别人谈论自己的痛苦，感觉一束光照亮了我内心的黑暗，谢谢老师。”

2015年，上海金融学院成立“留学生心理咨询工作室”，为留学生提供心理咨询与指导。

但心理干预体系仍有无法触及的盲区。曾经有一位学生领袖，她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平时和同学嬉笑打闹，很少和家人吵架，心理量表上看起来正常。但去年，在她被推荐读硕士的暑假，她却上吊自杀。学院和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们都惊呆了——女孩每天都和老师们在一起，没人发现有什么异常。甚至在她自杀的前一天，她还在学校做实验。“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提前做工作”，一位与死者有过接触的老师说，“但她从头到尾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

有些学生坚决装逼，“尽量装得健康点，不然就是自找麻烦”。知乎上关于“大学可以去心理咨询室吗？”的回答获得了2200多赞。他们通常心理辅导得不好。一个女生在学校心理辅导后，班主任当众调侃她，“你是不是抑郁？别人怎么就不像你这么装逼？”，让同学多关注她，因为她“心理有问题”。

让这一制度失效的另一个原因是家长缺乏理解。许多家长向咨询师保证，“我的孩子绝不会做这样的事”。一位高校咨询师说，“他们真的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却有一种神秘的自信。”她回忆说，一些家长甚至在看到医院诊断书后，也认为他们“搞错了”，认为“孩子没精神，就是懒惰，不想上学”。

有些家长社会地位高，或者有体面的工作，最难承认孩子有精神疾病。有一对家长都是校长，说话强势。女儿被诊断为情感，有严重的自杀倾向，不得不及时去医院治疗，但他们却坚称这是“同性相爱受阻导致的心理压力”，不是精神问题。“最好把孩子换到国外学校。”在与辅导员的40分钟交流中，他们只让辅导员说了一句话自我介绍。

去年疫情期间，为了赶作业，读大三的崔潇潇每天晚上都修改论文到凌晨三四点。如果过了早上六点还没起床，妈妈就会踹开卧室门，大声呵斥她：“你除了睡觉什么都不干！”如果发现门被锁上了，她会更生气，让她开着门睡觉。在妈妈从学校辅导员那里得知女儿早恋，对自己不满后，两人矛盾愈演愈烈。那一个月里，崔潇潇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精神一度崩溃。有一天，她走到落地窗前往下看，有种想跳下去的冲动，她很害怕。

她只能再次向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因为之前也遭遇过泄密，所以这次她上网查找相关课程和文献，选择了一位看起来比较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这次咨询非常有效，咨询师说：“你的内心创伤来自于你的母亲，但你的母亲也有内心创伤，是你母亲的母亲给的。”她教给崔潇潇探索自己内心的方法，懂得如何汲取心灵的滋养来拯救自己。

但崔潇潇还是不敢把自杀的想法告诉她，因为辅导员是学校心理系的老师。“我要是告诉她，她肯定会向学校反映的。”她心意已决，从来不敢让室友知道她去心理咨询，因为她们曾讨论过“抑郁女生很怪”。她希望有一天心理心理咨询能纳入医保，学生可以直接去医院建档问诊，彻底剥离学校的行政属性，“就像感冒了就去看医生一样。”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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