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校园霸凌心理咨询|专家：及时对校园欺凌者及被欺凌者进行心理干预至关重要

专家：对校园霸凌者尤其是被霸凌者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

编者注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家庭的希望。

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呈现低龄化趋势，亟待引起重视。《中国国家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年）》指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0%的青少年属于重度抑郁风险人群，10.8%的青少年属于轻度抑郁风险人群。

近日，教育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鼓励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切实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法经济学版计划推出“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系列报道，以法治手段守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敬请期待。

●校园欺凌不同于校园内发生的短期暴力行为，它是一种“长期性、持续性、隐蔽性、不易直接察觉”的精神伤害，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 施暴者通过欺凌行为发泄怨恨，以消除自己的挫败感，或用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获得成就感；而受害者往往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有些孩子被欺凌后不敢发声、不敢反抗，担心欺凌者报复，同时也不想惊动父母，小题大做。然而，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有可能再次受到欺凌。

● 未成年人实施欺凌或被欺凌，应及时对欺凌者，特别是被欺凌者进行心理干预。建议由学校心理咨询进行初期干预。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定期带孩子接受专业心理咨询。地方政府应拨出心理干预专项资金，购买社工，派社工进驻学校进行日常干预。

14岁的李小婉因为长相而遭到欺凌。两年前，她从外省转学到广东一所中学，成为班上几个女生的眼中钉。她们抓住一切机会嘲笑她“胖”、“丑”，故意弄乱她的物品或藏匿她的文具。

起初，李小婉安慰自己，“没关系，不去在意就好。”可那些女生却越来越恶劣，日复一日在宿舍里取笑她，说“长得那么丑，怎么能忍气吞声。”她去参加班长竞选演讲，听到讲台下那些女生大声议论：“她有什么资格竞选班长？”“她还学钢琴？长得那么丑，怎么能弹钢琴？”

很快，李小婉就觉得自己“在学校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她开始害怕去食堂、宿舍、操场，甚至不敢去厕所，想尽一切办法躲开那些女孩。她们的态度影响了其他同学。有一次，在广播体操环节，李小婉听到身后传来笑声。

一个男孩问道：“你的胸部为什么这么大？”

李小婉顿时羞愧、愤怒、泪流满面。“虽然没有挨打，但比挨打还要疼。”李小婉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现实中，类似这样的隐性校园欺凌并不少见。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校园欺凌不同于校园内短期的暴力行为，是一种“长期、持续、隐秘、不易直接察觉”的精神伤害，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呼吁进一步重视解决。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预防和治疗这些隐患，编织一张严密的安全网，守护“年轻的你”呢？

校园欺凌行为频繁发生，形式多样，但很少得到反击

来自湖南邵阳市的王猛，也曾像李小婉一样害怕回宿舍，“宿舍比教室还可怕。”如今32岁的王猛回忆起高中时遭遇的校园霸凌，仍心有余悸。

在宿舍里，她的牙刷、毛巾经常“掉”在地上；早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到了中午就会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她去卫生间，室友会悄悄跟上来，然后用力踢门；睡觉前，她想加入室友的夜话，可刚一开口，迎接她的却是一片沉默；如果深夜不小心咳嗽一声，就会引来长时间的抱怨。

最让王猛难受的是高考前一天晚上，她打开被子，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信里全是脏话，她用手捂着被子哭了一夜，第二天，她眼睛红肿，迷迷糊糊地走进考场。

“果然，高考我考得不好，我当时特别恨他们，但又不敢反抗。”王猛对记者说。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搜索，看到很多人写下自己遭遇宿舍欺凌的经历：有的人总是“丢东西”，几天后就出现在别人家；有的人被污蔑“偷东西”，常常被扣上“小偷”的帽子；有的人一开口就被冷落；有的人的私人物品经常被扔在楼道里；有的人的床沿上布满了嚼过的口香糖。

一名受害者写道：“我恨自己软弱，没有反击，任由他们欺负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项目组于2020年至2022年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其中较常见的现象包括被偷东西（52.8%）、被戏弄或捉弄（37.2%）、被侮辱（33.7%）、被老师体罚（28.3%）、被故意损坏物品（20.2%）、被歧视（19.1%）、不让上课（15.4%）、被孤立排斥（14.1%）、被暴力威胁或恐吓（13.2%）。

“面对校园欺凌，63.6%的学生一旦发生会向老师、学校领导或家长举报，8%的学生会在一至三天后举报，4.7%的学生会在一段时间后举报，20.3%的学生如果再次发生会举报，1.5%的学生会等到发生在其他同学身上后才举报，1.9%的学生从不举报。”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张小兵告诉记者。

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心理创伤难以治愈

2017年，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明确界定了“欺凌”概念，将欺凌与暴力等同起来，除了更加直接、更具攻击性的暴力攻击行为外，还增加了隐性欺凌内容，包括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等。在现实生活中，言语欺凌通常表现为嘲笑、恐吓和人身侮辱，社交欺凌则通过团伙排挤、恶作剧、骚扰等手段，系统性地孤立和排斥受害者。

多位经历过校园欺凌的受访者指出，隐性欺凌虽然一般不会造成外在伤害，但却能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高考结束后，王猛的心情越来越苦恼，抑郁已经到了临界点。填报志愿的那几天，她一个星期没去学校，把自己关在家里。父母、老师都劝她开导，但她都拒绝了。“我本能地抗拒这个世界，不想跟他们交流。就算交流也没用，他们不相信我，反而想：‘不就是同学说了几句坏话吗？’‘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是不是太脆弱了？’”

后来，王猛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抑郁。她拒绝见任何人，如果必须出门，她就把脸捂得严严实实。许多个失眠的夜晚，她用刀片割自己，希望身体的疼痛能消除内心的痛苦。她整夜躲在家里打游戏，试图在网上找到一些可以陪她聊天的朋友。

“当时我反复问自己，真的是我的错吗？我真的是一个不值得交往的人吗？”上了大学后，王猛终于从中走了出来，但青少年时期被欺负的经历让她时常感到害怕，“这种伤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痊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李静思告诉记者，童年遭受过欺凌的孩子，长大后会遭遇更大的心理问题，有出现抑郁、焦虑、认知障碍，甚至自杀的风险。

“霸凌给受害者造成的压力被‘写入’潜意识，引发心理或生理应激，导致对情绪和环境的敏感，甚至导致挥之不去的心身疾病。这些在生命早期出现的痛苦迹象如果不加以治愈，可能成为成年后心理问题的一大根源。此外，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受到霸凌，霸凌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可能会带来来自同龄人或成年人的更多伤害。严重的霸凌行为很可能造成终身受害的循环，对他人和自我认知的‘扭曲定位’也可能影响到生活的更多领域。”李静思说。

实施严重欺凌行为的学生若得不到有效教育管控，也容易走上犯罪道路。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年）》显示，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因校园欺凌、暴力犯罪批准逮捕人数分别为4157人、2785人、1667人、583人、581人。

缺乏家庭和学校教育在人们心中埋下了暴力的种子

“孩子的行为是其心理的一种投射，校园欺凌的‘冰山’97%是看不见的。”安徽省合肥市青少年心理研究会会长林琳认为，心理最大的特点就是滞后性，可能几年前的问题，几年后就出现了欺凌事件，校园欺凌的暴力种子，往往是在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下萌发的。

李静思通过研究发现，欺凌者和受害者大多来自过度溺爱或过于严厉的家庭，以及忽视孩子的家庭。这样的亲子关系会让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认知出现异常，比如认为自己太强大、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认为自己太弱、无力反抗。校园欺凌虽然发生在孩子之间，但也是成年人的问题。出于某些原因，成年人往往会选择对不利于自己的事情置之不理，或者拖拖拉拉、不去解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与青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亚军表示，校园欺凌的施暴者和受害者在遇到问题时，都缺乏理性思考。施暴者通过欺凌发泄怨恨，以消除自身的挫败感，或用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获得成就感；而受害者往往不知道如何求助。有些孩子被欺凌后，不敢发声、不敢反抗，担心欺凌者报复，也不想惊动父母、小题大做。然而，他们越是这样，就越容易被欺凌。

“面对校园欺凌，有的学校选择沉默，有的学校则缺乏相关规定，只是口头上说要制止校园欺凌，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皮亚军说。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未成年人校园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涛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他发现，大多数家庭和学校都缺乏关于校园欺凌的教育，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也不知道欺凌发生后该向谁求助。“校园是外部社会的缩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环境的直接体现。但学校往往在欺凌事件发生后才进行干预。另外，一些学校的处理方式过于传统，主要是批评和惩罚欺凌者，而没有试图系统地了解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欺凌事件背后的原因。在一些学校，老师甚至用打骂的方式来教育学生。”

广东省中山市中学教师王曦对此深有体会。她注意到，很多教师对校园霸凌避而不谈或不重视，学校也没有相关培训。教师无法第一时间发现此类现象，即使发现了也没有很好的调解和处理方式，甚至无法了解霸凌双方的情况。这也导致部分学生在遭遇霸凌后，不愿意向教师寻求帮助。同时，由于缺乏培训和法制教育，学生并不知道自己是否遭遇霸凌，是否应该寻求帮助，甚至有学生认为自己未成年，霸凌他人后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学校心理咨询室也不存在，她多次走访，发现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关闭状态。

张小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选择不举报的同学中，39.8%的人表示这是小事，不值得举报，也有部分同学认为举报解决不了问题，超过25%的同学不知道如何举报。

据称，认定标准单一，心理伤害常常被忽视

校园欺凌事件伤人心弦，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2018年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实施一年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学校明确防治学生欺凌的工作机构、办公电话和实施方案，细化落实防治学生欺凌各项措施。

2020年10月，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通过，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建立预防、控制学生欺凌制度。

2021年9月1日，《学校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生效，进一步列举了校园欺凌的行为，包括：在年龄、体格或者学生人数上占优势的一方故意或者恶意地打、踢、扇、抓、咬、推、拉对方的行为；以侮辱、讽刺、嘲讽、嘲笑、侮辱性绰号等方式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抢劫、强取或者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恶意排斥、孤立他人的行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散布谣言或者虚假信息抹黑他人，通过网络或者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恶意传播他人隐私的行为等。

2023年3月，湖南省教育厅印发《湖南省教育系统防治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五类行为属于校园欺凌，并提出防控校园欺凌十项措施。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将持续至今年10月31日。

尽管关注校园欺凌问题的呼声不断，但不少业内人士指出，校园欺凌的发现、认定和处理仍需进一步细化。

“目前还缺乏科学、权威的分类方法，什么样的行为能认定为校园欺凌？与同学打架、青少年恶作剧有何区别？这些都需要科学的认定。”皮亚军说，一是手段的分类，二是危害性的认定，是身体伤害、财产损失还是精神伤害，危害程度如何，这需要专业的评估。

他告诉记者，目前对伤害后果的认定主要侧重于身体伤害程度，往往忽视了对未成年人心理、精神造成的伤害。例如，霸凌者孤立、嘲讽、歧视被霸凌者，经认定后，可能没有造成轻伤，但已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后及时进行心理干预

多位教育学、心理学、法律等专家呼吁，要从多方面努力，为学生编织一张严密的安全防护网。

张小兵建议，学校聘请专门处理学生维权事件的老师，定期与班主任沟通，了解学生性格、日常行为等表现，形成学生日常行为档案；同时，通过心理咨询在操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观察，对比、分析、判断学生的异常行为，及时与家长等监护人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和情绪状态；还可不定期邀请学生进行小规模的焦点小组访谈，人数控制在4至8人，了解学生的行为及相关情况；设立霸凌信箱，或迎合学生兴趣邀请学生制作霸凌盲盒，鼓励学生将霸凌内容写在盲盒里，由老师打开查看，了解后续情况。

“完善专业学生—班主任/带教老师—心理咨询老师—维权老师—学校领导的举报链条和体系建设，定期普及举报流程，反馈举报结果，鼓励更多学生参与其中，不做‘旁观者’。将反校园欺凌内容纳入教师培训内容，帮助教师掌握识别校园欺凌的基本方法、早期干预方式和后期处理程序。”张小兵说。

她认为，防治校园欺凌还需要司法机关的积极作为，比如定期发布“校园欺凌”典型案例，逐步形成校园欺凌指导性案例，并汇编成书，转化为儿童语言，作为中小学法制教育教材;还可以利用法治副校长制度，在中小学定期开展生动有趣的法制教育，讲解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的内容和重要性;发布“强制报告制”典型案例，列举不执行强制报告的情形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督促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教师等工作人员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定期开设家庭教育指导课，向家长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家长积极践行为未成年人好为本的原则。

皮亚军建议营造“校园霸凌零容忍”的氛围，欺凌他人的学生应该在全班同学面前反思自己的行为，家长也应该当众向被欺凌的学生道歉，消除影响。欺凌他人的孩子可能也曾被欺凌过，内心脆弱，想用功利的方式获得虚假的友谊。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欺凌他人，首先要明确这是不对的，告诉孩子要体谅别人的感受，并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

“解决青少年遇到的问题是社会的责任。”皮亚军呼吁学校制定《校园防治欺凌公约》，各校可结合实际情况，以规治校，营造人人参与抵制校园欺凌、不袖手旁观的氛围。

李静思认为，校园霸凌中的旁观者行为可以通过早期培养同理心来改善。老师和家长可以通过设身处地地去感受某个情境，鼓励孩子有正义感，培养同理心，让他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

如果未成年人实施或者遭受欺凌，应及时对欺凌者特别是受欺凌者进行心理干预。

“建议学校心理咨询咨询师进行前期干预，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定期带孩子接受专业心理咨询。当地政府应拨出心理干预专项资金，购买社工，让社工进校进行日常干预。”张小兵说，她在研究中还发现，女生不懂报案比男生高7.5%，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高7.2%，被对方威胁不报案的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高3.3%。因此，可以重点对未成年女生和农村学生进行报案流程和相关制度的教育和心理强化教育。（温丽娟）（本文中李小婉、王猛、王曦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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