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6日，成都，一名遭受家庭暴力起诉离婚的女子收到终审判决，获准离婚，并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视觉中国/图）

这看似一个普通的小程序，但如果你不留意，你就会淹没在超过700万个微信小程序的世界里。 “家暴救助”的名称和六大功能有些简单：在线咨询、救助申请、常见问题、风险自评、互助小组、反家暴地图。它与过去存在的类似平台没有太大区别。

发布者是北京原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原众”），是一家长期关注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的合法公益组织，现有专职工作人员6人。

小程序将于2022年8月18日上线，热线频道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10点，24小时在线咨询。 “虽然公布的时间是晚上10点，但我们会处理紧急情况，甚至遇到过半夜有人求助的情况。”项目发起人李莹律师说。

上线仅5天，用户数就达到13000人。截至9月8日，小程序已接待在线咨询366人次，日均17人次，一键热线电话 余个，救助资金申请52个，风险自评估2966个。

2016年3月1日，第一部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它规定了预警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庇护所等规定，公权力介入制止家庭暴力。有法律可循。

“小程序的功能是结合反家庭暴力法设计的，目的是简单、直接地提供帮助。”李莹说道。

勇敢、无能为力

这是一位求助者在小程序上提交的自我报告。

2022年7月的一天，28岁的张梅像往常一样做早餐。公公婆婆都出去办事了，但3岁的女儿还在睡觉。餐桌旁只有她和她的丈夫。

直到吃完早饭，她丈夫才和她说话。张梅问道：“老公，你想吃吗？不吃的话我就拿走了。”她的丈夫没有回答。

“我去洗碗，然后叫醒我女儿。”就在他收起碗的那一刻，丈夫就开始骂张梅，而且很快就从骂骂发展成了肢体暴力。那场家暴让张梅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每次呼吸时，我的肋骨都会疼痛。”

这已经不是丈夫第一次做事了。五年的婚姻生活中，因婆媳矛盾等小事突然发生暴力事件是家常便饭。

她将自己的处境归因于“远嫁”——婆婆家人不在身边，没有办法提供支持。婆家觉得她好欺负，丈夫也总是站在婆家一边。

“我觉得我和我的女儿就像家里的空气一样。”张梅说道。

她母亲的家人知道她受到虐待，但他们的反应是：“听着，我告诉过你不要嫁那么远。”

意外的侵权和无力的支持最终压垮了张梅。 2022年8月的一天，她带着女儿从甘肃来到西安打零工。 9月，女儿需要上幼儿园，张梅的经济状况变得紧张。

8月22日，张梅拨打了小程序热线，并添加了工作人员微信。

与张梅交流的人是小程序项目官王卓英。 “她一加微信，就发了很多遍体鳞伤的照片、男子威胁侮辱她的聊天记录、以前的报警记录、向妇联求助的记录。”张梅提交的救助资金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8月24日，3000元救灾款转入张梅的账户，为这位多次向外界求助无果的妇女点亮了一盏小灯。

（农健/摄）

逃跑是家庭暴力受害者做出的勇敢但无力的决定。它可能是美好新生活的起点，也可能是令人恐惧的“逃亡”生涯的开始。

李文和丈夫在一所自闭症学校相识。双方都是单亲家庭，各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两人生活经历相似，相处融洽，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子的暴力倾向逐渐显现，但他却在认识的第二年就向李文求婚了。

“其实，当时我想的就是如何离开他，我真的太害怕他了。但我也会幻想，结婚后是不是这样？”李文在提交给法院的材料中说道。写在.

无论如何，他们结婚了，但幻想并没有实现。 2022年5月22日，48岁的李文不堪家庭暴力，带着刚满18岁的自闭症儿子离家出走，这已经是她第六次离家出走了。前五次她因为男人的威胁和恐吓而不得不回家。有一次，她跑到哥哥家躲了一段时间。弟弟收到丈夫的威胁：“赶紧交出你妹妹，不然我杀了你一家人。”

8月25日，李文提交了小程序咨询。

电话交谈中，李文情绪崩溃，称该男子为“那个魔鬼”、“那个魔鬼”。在她身边，患有自闭症的儿子重复着李文的话。

李文提交的证据中，有两封该男子亲笔写的保证书，上面写着“稍有怀疑，天雷劈来”等誓言。一份是2021年4月30日签署的，另一份是2022年7月的。 25日——为了赢回逃走的李文，该男子写了第二份保证书，拍了照片并发送给她。

还有很多音频文件，一个非常平静的男声，反复说着“我想杀了你”。

李文也很快收到了两笔各3000元的紧急救助资金。第一个是租房，第二个是搬家。第一次租房后，李文向法院提出离婚，并得知她现住址的起诉书也将寄给该男子。她陷入恐惧，必须再次逃跑。

“被困”求助者

四川大学法学院林佳佳2022年6月发表的论文《预防与应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实证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2019年至2020年公布的126份裁判文书进行了分析。其中，对受教育程度的统计从施暴者的情况来看，施暴者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占总数的70%以上。

据小程序收到的咨询案例统计，施暴者还包括公务员、医生、企业家等。

寻求帮助的人大部分是全职妈妈，但也有教师、个体户、医生、翻译等职业。他们的担忧包括：“如果我报警，办案的人是他的同事，报警就白费了。” “作为一名医生，他知道哪里该打电话，哪里不该去看。”

据李英、王卓英观察，这些求助者迫切希望寻求咨询，以确定自己是否遭受过家庭暴力。

“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可能不愿意相信自己会遭受家庭暴力。他们需要外人告诉他们，帮助他们加强对现实的认识。同时，他们更容易想象‘我可以改变他，并生活在这样一个幻想世界中。”王卓英解释道。

对于这种抱着“改变加害人”想法的求助，王卓英等联系人会给出具体的法律建议和指导，强调：“改变加害人不是你的义务，而是保护你自己。”

还有一类寻求帮助者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王卓英发现他们做了很多功课，但在自己解决问题时仍然遇到阻力。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动警力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治疗并评估他的伤势。

但实际情况是，张梅报警后，警方只是将其当作家庭内部矛盾来调解。

李文也报了警，遇到了比较同情的警察，但他们只是对李文说：“你要去哪里，我们送你去。”

2022年7月14日，武汉市硚口区六角亭街道一社区悬挂“反对家庭暴力”宣传横幅。 （视觉中国/图）

在元中的建议下，李文向当地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5749件，2020年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2169件，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3356件。 2021年发布。2022年8月1日，人身安全保护令新规定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冷冻、饥饿等方式实施身体、精神虐待，或者经常进行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违法行为的，应认定为家庭暴力，进一步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家庭暴力的形式。

但李文得到的答复是，当地法院并未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且被申请人在那里居住时间不足一年，因此未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除了公众对反家庭暴力法缺乏了解，很多责任部门也不知道自己是责任人。”李颖在参与的多起求助案件中发现。学校、医院等机构不知道自己是责任人。强制报告的负责人可能没有人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培训。 《反家庭暴力法》只规定了强制报告，但对于如何发现以及后续措施是否到位，还不够明确。”

这些或明或暗的障碍困住了许多寻求者。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县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单独或者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临时收容所，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救助。但通常情况下，家庭暴力受害者的逃亡目的地中没有庇护所。相反，它们是亲朋好友的家，或者是在陌生城市的出租屋。

在李莹看来，家庭暴力临时庇护所尚未有效启动，庇护所也并非随处可见。目前的收容所基本建立在救助站内，与无家可归者和收容团体共同管理。

“我们国家的救助站注重管理，而不是服务。对于这些家庭暴力受害者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服务和帮助，比如心理支持、法律援助等。现有的救助站基本达不到要求。”李莹“大多数救援站都位于比较偏远的地区，条件也不好。最后，进入避难所也存在障碍。比如，如果你有当地户口或暂住证，停留期限只有大约十天。”

只需六小时即可申请保护令

邵琪琪2018年大学毕业后加入元中团队，成为团队的全职律师。 2020年，她开始独立代理家庭暴力相关诉讼。

她接到的第一个委托是昆明的一桩家庭暴力离婚案。当事人是一名 50 多岁的女性，她自称已经遭受家庭暴力 20 多年。 2020年初，该男子将她从二楼窗户推出，致她重伤。女儿在网上揭露了父亲的暴行。

受疫情影响，这起离婚诉讼一审开庭时，律师邵琪琪缺席，只能帮助委托人整理证据。在她看来，证据非常充分，“没想到一审没有判决”。

女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将开庭地点定在双方居住的村委会。二审法院组织调解。在此过程中，男子不肯让步。“他女儿说，‘以后我们可以慢慢挣钱，摆脱他后，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最终，两人和好离婚，女方离家出走。

邵琪琪入行四年了。她的感受是，反家庭暴力领域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立法层面越来越重视并不断细化。

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 2020年之前，邵琪琪为当事人成功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寥寥无几，一个月内法院批准的申请就更少了。

2022年，邵琪琪已申请了6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在三天内基本完成了法律程序。最快的一次只用了六个小时。 “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另一个显着的变化是，过去多是社会福利组织的孤立行动。近年来，行政部门也介入其中。

2005年3月，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挂牌成立，并开通了反家庭暴力热线电话。当年8月，该热线在全国31个省份实现了统一号码、统一标准、统一运营。同时，启动了中国妇女维权法律援助网，设立中国妇女维权法律援助基金，为妇女维权提供法律咨询和社会救助。服务。

2020年，杭州市萧山区委政法委牵头成立杭州市首个“反家庭暴力联盟”，公安、法院、检察院、妇联、司法、民政、教育、卫生等部门。

李莹还发现，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干预方式越来越丰富，覆盖面更广。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方法在不断完善、变得更加智能化，但援助之手并不能惠及所有人，尤其是偏远的基层社区。”对于女性来说，目前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反家暴机构仅剩58家

自从小程序上线以来，王卓英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每周工作7天。她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受到了每天遭受不幸的影响，“尤其是当她对此无能为力的时候”。

有两种情况让她感到最无能为力：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和兄弟之间的家庭暴力。

“相对于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家庭暴力，对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家庭暴力，我们能做的就更加有限。因为孩子离开父母很难生活和成长，这就涉及到监护问题。”王卓英说，“有些我们目前收到的帮助请求实际上可以被定义为家庭暴力。”

“我们未来也想做一些能够改善亲子关系的项目。很多家长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不打孩子，但不知道如何与孩子沟通。”李莹也觉得，在这些家庭暴力案件中，亲子关系急需改善。

兄弟家庭暴力是指寻求帮助的人遭受其亲生兄弟或弟弟的言语和身体暴力。寻求帮助的人通常年龄在 15 至 22 岁之间。

这种情况的特点是，家长普遍以旁观者或调解者的身份出现，无法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引导和帮助。在极端情况下，它们甚至可能使施虐者变得更糟。

报警、向妇联求助，是小程序对接人员给求助者最直接的建议。然而，很多时候，这样的建议会得到类似的回应，比如“我不敢报警，如果我报警，我的父母就会把我当作外人”。

大多数寻求帮助的人很难意识到家庭暴力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刑法并未单独设立家庭暴力罪。上述论文《预防与应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实证研究》统计显示，家庭暴力犯罪中的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虐待等方面。其中，故意杀人犯罪最为常见，占49.65%，其次是故意伤害，占39.72%，其次是虐待行为，占7.09%。

李莹感受到的是另一种无奈。

小程序中的反家暴地图部分列出了各省份的反家暴服务机构。地图上所有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小程序上线前均已电话确认其存在。

据他们统计，2018年收集信息时，全国开展反家暴服务的机构有近百家，但到2022年，只剩下58家。

李颖分析，“有些机构没有财政支持就无法生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支持反家暴的比例不高，今年就更少了。”

但重重问题下也有可喜的变化。

李颖的“家庭暴力救助小程序正式上线”微博转发量超过4万条，评论1215条，不少网友询问是否需要志愿者。目前，李莹已经选拔了一批志愿者并开始培训。

带着女儿逃亡的张梅，在收到救助款五天后，给工作人员发了这样一条信息：“如果我想捐款，该怎么办？安定下来后，我也想捐点钱来帮助像这样的人。”我。”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张梅、李文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丽 南方周末实习生朱思琪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