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青少年抑郁心理咨询|抑郁症康复者王辉：通过陪伴者计划理解时代困境，助力患者康复

“个人只有沉浸在自己生活的时代中，才能了解自己的经历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了解周围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会，他才能了解自己的生活机会。 ”王辉喜欢引用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这句名言。他是抑郁的陪伴者，也是抑郁中恢复过来的人。通过“陪伴计划”，王辉开始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常见的困境时代的。

“陪伴计划”是中国抑郁互助社区“嘟嘟”于2018年推出的一项治疗康复项目，让抑郁康复者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陪伴服务，用对疾病的洞察来帮助抑郁症康复者。了解患者。 ，为他们提供支持，创造更有利于康复的生活环境，用他们的经验教训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少走弯路。

陪伴

势不可挡的“过山车”

王辉是一名同伴，这意味着他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2014年大学三年级，王辉开始变得拖延。他每天不愿意起床，不愿意去上课，不愿意做老师布置的实验作业。好不容易办完学校出国交换生的手续后，他在异国他乡开始变得更加烦躁，没有朋友，语言不通。

这种烦躁表现在两个极端。这周他可能会很沮丧，只想躺在床上，连吃饭都没有兴趣。下周，他可能会从床上站起来到处跑。去酒吧、商店购物，疯狂刷信用卡购物。王辉形容自己的状态就像“坐过山车”。刚开始几天还顺利过渡，后来就天天都一样了。

班主任推荐他去看心理老师。心理老师判断他患有情感障碍，让他去医院仔细检查。

“你有病，需要一辈子吃药。”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的诊断让王辉感到厌恶。他心想：“我没有病。”

由于没有得到治疗，王辉的病情仍然很严重。出于安全考虑，学校老师让他先回家休息。回到家，看到焦急万分的父母，王辉更加痛苦。他感到很内疚，觉得自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会给父母带来麻烦。尽管他的父母试图和他说话，但他什么也不想听。最后住院后才好转。

自毕业以来，这种疾病就一直困扰着王辉。由于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他只能在状态良好时才能工作，只能兼职帮助别人编辑文章和书籍手稿。在编辑稿件的过程中，王辉学到了很多小说以外的东西。 “我发现一件作品并不是一拿出来就已经是成品了，它是可以不断修改的。比如作者写得很好，但错别字很多。”王辉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也没有必要追求完美。 。

在此期间，王辉加入了一个关爱抑郁患者的慈善组织，并结识了在抑郁互助康复社区工作的张进先生。

曾经来过的人的陪伴，“连接”和“退出”

2018年6月，张晋启动“陪伴计划”，这是他患上抑郁后的第七个年头。张晋患病期间，身为媒体人的他将自己的患病经历写成一本书并出版。不少患者和家属纷纷来找他。在沟通中，他们发现精神疾病非常复杂，而且没有治疗方法。标准化流程。考虑到自己在治疗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张晋感叹，如果有经历过的人给自己指点一下就好了。

随着病情好转，张晋开始反思自己从患病到治疗的经历，他发现现有的治疗体系存在不足。目前，中国的精神疾病治疗主要依靠医疗卫生体系和心理咨询体系——即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然而，它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共同的缺点是他们无法为患者提供全面的帮助。

于是，“伴侣计划”诞生了。张进希望精神疾病康复者能够以“陪伴”的身份出现在患者身边，与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治疗方法，打通“生物（医疗）-心理（咨询）” ——“社交（陪伴）”这三个环节为患者提供全程指导、陪伴和安慰。

张晋看到了王辉的情况，认为他可以成为“同伴”。每个“同伴”都经过专业人士的评估。有的同伴会先在“穿越”社区担任一段时间的管理员，通过考试后才能成为正式会员。

2018年以来，王辉作为“同伴”陪伴了近百人。他们大多数是青少年，其中一些人也像王辉一样患有情感。

陪伴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线下交流、电话或视频聊天、微信文字聊天。王辉发现，寻求帮助的很多都是家长，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有抑郁，我该怎么办？”

作为曾经的抑郁患者，王辉现在非常能理解这些患者的父母。他告诉家长，如果孩子选择不见到你或不跟你说话，那并不是因为他讨厌你或讨厌你。事实上，他感到很不舒服，也很内疚。他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孩子，我让父母受了这么多苦，我不配活下去”，所以他们把自己关起来。

作为陪伴，王辉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患者和家长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然后慢慢退出。因为陪伴患者一生很难，但父母可以。 “我认为父母是最好的伴侣。”

王辉曾接到江西的求助请求。那个人是一个边缘性人格的男孩。他经常自残。一旦他遇到处理不好的情感问题，他就会拿刀割伤自己。对于这位求球者，王辉与他聊天、玩游戏。王辉对于二维的东西也知之甚少。虽然王辉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聊天很“尴尬”，不太亲密，但从男孩的反应来看，他有人陪他玩游戏、陪他聊天，有人听他讲自己的经历。已经很满足了。

在这个过程中，王辉也帮助男孩与母亲建立了更多的联系。他会告诉男孩，你可以向你的父母询问一些问题，他们可以帮助你解决。通过这种引导，男孩和母亲的关系开始变得更加亲密。在王辉的陪伴下半年多后，男孩不再有自残行为。

理解

伴侣真正的烦恼是失去

“伴侣计划”的使命原则是客户自主决定。这与社会工作类似，并不是纯粹的公益活动。同伴按照时间向求助者收费，收费价格很低，即使是最高级别的同伴。或者说，一小时只需200元。

对此，张晋解释，收费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对于求助者来说，只有付出了的人才会珍惜，不会随便招待同伴。另一方面，同伴应该因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帮助寻求者而得到奖励。虽然奖励不高，但也是对同伴的一种认可。同时，由于同伴大多是精神疾病康复者，他们也需要社会的认可，获得报酬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事实上，同伴或多或少都能从“同伴计划”中获得精神上的好处。王辉发现，不断地谈论自己的经历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他觉得有人能听他讲他的故事，感觉他的生命被别人重视，对别人有帮助。这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治愈。

当然，由于同伴本身就是一个抑郁康复者，不断提及自己患病的过去，也会导致一些同伴出现反复出现的情绪问题。根据项目要求，如果同伴在陪伴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情绪受到较大影响，或者回忆起过去的经历后感到不舒服，同伴必须立即停止陪伴同伴，并请专业心理咨询介入。

同时，为了防止类似事情发生，同伴管理团队会定期安排心理督导，帮助同伴提高陪伴能力，帮助同伴清楚地认识自己。

对于大多数同伴来说，真正困扰他们的并不是自己的状态再次出现，而是无法为寻求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时的失落感。

王辉在陪伴中发现，并不是每个寻求者都有明确的寻求帮助的方向，也不是每个寻求者都能在同伴的帮助下摆脱麻烦的环境和事件。

一次，一名女孩陷入抑郁，在网上直播自己喝醉酒的经过。后来，王辉让她陪自己去北京。王辉能感觉到女孩和男友的关系对她来说是伤害，但无论他做什么，女孩都无法彻底放弃这段感情，总会回到这段感情中继续痛苦。王辉发现，对于这样的事情，自己其实也无能为力。

起初，王辉因无法帮助求助者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然而，接到的案件越多，他就越开始放手。他明白有些事情对于寻求帮助的人来说是无法解决的。但不管怎么样，能够在一个人需要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就已经足够有帮助了。

陪伴

宽容的环境

理解的空间和支持的力量

这种失落感其他同伴也有同感。刘鑫也是“陪伴计划”的成员。在陪伴他的过程中，有一个案例让他印象最深刻。寻求帮助的人是他的孩子。他有明显的抑郁症状。刘鑫建议他去看医生。他被诊断出患有情感障碍，医生建议治疗，但他的母亲始终觉得孩子没有病。去年7月，男孩自杀了。

这件事让刘鑫非常后悔。他觉得自己一开始就做得不好，应该更加坚定地让妈妈带他去医院治疗。如果是这样，他可能救了他朋友的命。

“我们的陪伴就是帮助患者增加社交联系，让他们学会如何生活。”刘欣说，同伴不是老师，不能教会寻求帮助的人如何生活，但可以为他们创造一个包容的环境、一个理解的空间、一个支持的力量，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弄清楚如何生活。居住。 “当然，有的人病情很快就能痊愈，有的人则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几年，我最长的就持续了两年。”

在陪伴的过程中，同伴可能偶尔会遇到寻求者自杀的情况。根据陪伴管理规定：遇到此类情况，需要打破保密协议，第一时间通知紧急联系人，并向家属推荐专业医院或机构进行治疗或危机干预。

“同伴计划”对于同伴的任务有着明确的规定。除了心理危机问题外，药物的使用也必须严格遵守。陪伴者可以与求助者讨论药物的使用，但不能建议求助者使用或更换药物，并务必指导求助者在服药前咨询专业医师，并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药物。

刘鑫现在是一名精神科专业的研究生，他不会轻易向寻求帮助的人推荐药物。即使他对用药有自己的看法，他也会要求寻求者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

学习了精神病学后，刘鑫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评价“陪伴计划”。他认为同伴对患者有直接帮助。在国外治疗精神疾病患者时，一名医生往往会搭配数名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治疗师，其中也包括社会工作者的深度参与。整个团队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了三维的生物、心理和社会视角。治疗和康复服务。其中，社工的工作与同伴的工作非常接近。

然而，“陪伴计划”却来自抑郁患者互助社区团体“”。它与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分开。三者无法像外国那样共享信息。这一点还有待中国精神的充分认识。健康治疗和康复工作进一步改善。

支持

共同的教训，一位母亲的转变

对于这些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同伴和父母之间的沟通就显得更加重要。刘鑫认为，当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家庭环境肯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心理有问题，就找个伴陪伴。有的家长还因为孩子生病而焦虑、担心甚至抑郁。他们也需要调整和改变。只有调整好整个环境，才能给患者最好的治疗。影响。

腊梅是一位抑郁患者的同伴和母亲。在“陪伴计划”中，她接受帮助的大部分是患者的家长。看到父母的状况，腊梅有时也会想起自己。儿子生病期间，她也承受着深深的焦虑。

现在，腊梅将以自己带儿子看病的经历作为教训，教给求助的家长，让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找到方法帮助孩子尽快走出焦虑。尽可能。

腊梅的儿子是重庆市一所重点中学的好学生。模拟考试他能考到600多分，他的目标是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但从高二开始，他就出现了各种症状，包括上课头痛、晚上失眠等。精神科医生诊断他患有严重焦虑，但只开了一些中成药。服药不到一周，儿子开始抗拒治疗并停药，但症状仍然困扰着他。

腊梅和丈夫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有的医生说孩子没病，有的说是躁郁症，还有的说是抑郁。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治疗方案，开出多种不同的药物，这让腊梅更加焦虑。她儿子怎么了？如此周而复始，孩子也陷入了崩溃的状态。有些药物使他昏昏欲睡。他在课堂上睡着了，醒来后，他更加愧疚了。有些药物对他没有作用。相反，症状更加恶化，甚至有自杀倾向。

在四处打听的过程中，腊梅的儿子仍然坚持复习，准备高考，并参加了各种复习班。他于2017年、2018年、2019年三次备战高考，但考试到来时症状更加严重。结果，他连一次都失败了。在此期间，孩子也尝试过自救，但无济于事。

直到2019年，腊梅才带着儿子来到北京回龙观医院接受治疗。经过两个小时的会诊，医生建议他不要再强迫自己复习考试，顺其自然。直到这个时候，家人才下定决心放弃高考。

现在拉梅儿子的情况比较复杂，他的自我效能感很低，他觉得自己因为生病了什么都做不了。他曾经说过：“妈妈，我以后真的没法工作了，什么都做不了，也没法结婚了，能活下来就好了。”对于儿子现在的处境，腊梅也无能为力。

腊梅成为同伴后，将参加社区的专业心理培训和同伴监督。她将与专家讨论儿子的情况。现在她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初带儿子就医的做法并不合适。使用各种药物后，他的病情变得复杂。

对于青少年抑郁腊梅现在有了自己的想法。她认为，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比成年人更为复杂。她回忆起儿子的患病经历，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她和丈夫当时根本不了解精神疾病。以为症状好了，一切就都好了。因此，丈夫一直要求儿子继续复习，希望他痊愈后能够参加高考。 “但事实上，孩子生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考试的压力。”

恢复

互相治愈，找到陪伴的意义

面对求助者，腊梅会先询问患病孩子的情况，然后告诉家长：“这个时候不能焦虑一定要站起来，了解抑郁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治疗和康复”。它。”

腊梅会告诉妈妈们，当孩子出现抑郁时，家长除了积极就医之外，还需要全面梳理家庭关系和生活环境，了解孩子的性格以及父母与亲子的关系等。毕竟这些都整理出来了，然后结合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来分析孩子所处的环境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一点一点解决。

腊梅想到了她的家庭关系。她的丈夫是一名教师。平时性格孤僻，不善于与人交流。他对儿子的学业寄予厚望。她自己以前也比较要强，努力赚钱，追求完美，追求成功，追求金钱。以前，她有时会抱怨丈夫，但他却以冷暴力回应她，并用殴打来管教她的儿子。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母亲，她始终没有出来劝阻。

“你问我有没有自责过，当然有过。我想每个抑郁孩子的家长在重新审视家庭环境后都会自责。他们会问自己，我那么爱我的孩子，但为什么呢？”我变成了这样的孩子吗？”拉梅说，但如果你能真正了解心理学知识，这种自责就会慢慢消失，父母也会释怀。父母。我父母的问题怎么办？如果我们这样推断，我们应该责怪谁呢？以前我不明白，我会恨我的父母，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可以释怀了。”

腊梅说，以前孩子没生病的时候，她表面上看起来生活很好，但其实心里很焦虑。现在，腊梅计划参加社工考试，帮助更多家庭解决问题。 “这两年，我和老公的关系也有所改善，夫妻关系得到了治愈。我陪伴的很多求道者也在调整自己的家庭关系和状态。有时候我想，这就是我儿子给我带来的改变，其实就是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用他的痛苦、经验和教训来帮助我们。”

在陪伴她的过程中，腊梅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去年她陪伴的探寻者之一是一位母亲。因为孩子的病，母亲也抑郁，多次想要自杀。腊梅与她交谈后，两人就线下见面了。腊梅和她聊了三个多小时，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通过腊梅的陪伴，妈妈调整了心态，逐渐好起来。很快，孩子也不再吃药了。她给腊梅发信息说：“我必须发自内心地感谢你，是你帮我揭开了头上的盖子。”

在随后的交流中，妈妈和腊梅互相学习，腊梅也觉得自己受益匪浅。

通过“陪伴计划”，腊梅认为心理健康知识对于预防青少年心理问题非常重要。她希望学校能够将心理健康知识融入到日常教学中，让孩子们了解自己、了解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对于已经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她认为父母无法解决，必须依靠外部帮助。这个所谓的外部世界应该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治疗师以及类似的同伴。社会工作者。 “如果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同伴，可以帮助引导我们了解抑郁这个疾病，我们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文/记者 张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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