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上把疼痛分为12级，其中分娩时最痛。然而，经历过分娩之痛的王琴（化名）却觉得生二胎带来的心理压力比生孩子还要痛苦。经过数百个日日夜夜的挣扎和思考，2016年12月25日，33岁的王琴下定了决心：再要一个孩子。

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谁来照顾他？家庭经济能否得到支持？老大能否与老二“和平共处”……种种问题让王琴屡屡挣扎，甚至还因此患上了精神疾病。

到了二孩时代，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生二胎，由此带来的家庭和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焦虑

由于纠结是否要生二胎，她患上了精神疾病。

2016年12月25日11时30分，33岁的王琴走出医院大门。她刚刚做完产前检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我可以做出决定了：生下这个第二个孩子。

“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二胎一度成为王琴和丈夫林俊(化名)日常谈话中的关键词，夫妻俩为此苦苦挣扎了好几年。一两年。一方面有我自己和家人生二胎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有二胎谁来照顾、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我的职业规划等各种顾虑。

每次看到别人的二宝，王钦都非常羡慕，脸上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笑容。王钦的大儿子是个儿子，今年5岁半了。虽然他有点顽皮，但他也很聪明。 “我和丈夫都希望再再生一个女儿。”王钦说女儿要乖。如果两个孩子都拥有，那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作为独生子，王钦夫妇想要生二胎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独生子太孤独了，让儿子长大后有家人的支持。”她的丈夫也相信有一天他们会老去。儿子除了爱人之外，还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至少在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感到孤独无助。

然而，生二胎的现实困境也摆在我们眼前。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孩子谁来照顾？大孩子出生后，家里的老人照顾她，这成为王琴的遗憾：“生活方式相差如此之大，教育宝宝的理念完全不同。如果我再要一个孩子，我就不想用隔代教育的方式了。 ”

其次，生了二胎后，家庭经济还能支撑吗？王钦住在一个小城市。她在一家公司上班，林俊做一些生意。家庭年收入30万元以上，月平均收入3万元左右。他们有房子和汽车。每年寒暑假，他们都会带着儿子去旅游。 “现在养个儿子基本上可以‘致富’了。”林俊担心如果再有一个孩子，自己只能给他提供基本的东西。

林俊用手算了一下。从准备生二胎到孩子长大，要经历产前、新生儿阶段、幼儿阶段、小学、中学、大学阶段等。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不考虑到通货膨胀，在某些情况下，至少需要50万元。如果你住在大城市，这个数字会翻倍。

更让王钦烦恼的是来自职场的压力。目前，王钦是该公司的一名中层干部。领导非常赏识她，多次委以重任。如果她真的决定生二胎，经历怀孕、生产、产假、哺乳的“过程”，那么产假回来，她可能连现在的职位都保不住了。

2015年和2016年两年，王钦和林俊讨论要不要生二胎的问题不下几十次。 2016年下半年，王琴意外怀孕。 “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暂时搁置了，但她仍然饱受“二胎焦虑”的困扰。她经常多梦、失眠，甚至无缘无故地开始担心二胎。会健康吗？

抑郁

压力太大，她甚至尝试“跳流”

事实上，王钦的焦虑并非孤例。资深志愿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刘一娇去年在湖南长沙开通了第一条孕产妇抑郁咨询援助公益热线。热线开通一年来，已接待10余例孕产妇抑郁咨询和帮助。刘一娇表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高龄妈妈越来越多，产妇抑郁也随之增多。

罗群（化名）年轻时曾怀过很多孩子，但最终只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时常感叹，当妈妈不容易。今年，我女儿6岁了。为了配合“全面二孩”政策，她的公公婆婆催促她生二胎，并威胁要与儿子离婚，逼她再生一个儿子。经过医院半年的治疗，36岁的她终于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我能生男孩吗？这几乎成了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公公婆婆的态度，让在家备孕的罗群比没怀孕时还要担心。沉重的心理负担下，她一度想放弃孩子。迷迷糊糊中，她参考了之前的流产经历，反复尝试跳跃等高风险动作，直到出现流产迹象。家人知道后，将罗群送往医院确保她怀孕。了解她的极端行为后，他们请来了社区心理咨询志愿者刘一娇，为她提供心理治疗和支持。

刘一娇评价发现，公公婆婆和丈夫对二胎性别的要求、离婚威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原子女对新生活的接受程度等都是导致期待的原因。第二个孩子的母亲患有抑郁。经过长时间的跟踪治疗，罗群的长辈对孩子的性别不再有强烈的要求。最终，罗群生下了一个大胖男孩，全家人都其乐融融。

成都益心公益发展中心心理学家、心理督导员张晓琼表示，由于女性怀孕期间体内激素的变化以及高龄分娩的风险，高龄孕妇更容易出现焦虑和焦虑的情况。患有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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