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考压力心理咨询|孩子成绩优秀背后的问题：父母的一丁点帮忙，或能避免抑郁症

很多家长都认为，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事实上，这表象之下往往隐藏着很多问题。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分享一些学校心理咨询的经验和见解。

文章有点长，但通过学校心理学家的视角，你会发现：

当孩子长大后，父母的一点“帮助”往往可以使他们避免患上抑郁。

撰文 | 李慧琪

来源 | 康天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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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辅导员陈宣还清楚地记得嘉怡坐在心理咨询室里的情景。

嘉怡垂下双眼，整个身子都僵硬了，手心和身上都大汗淋漓。

她忍不住哭了起来，每次哭完她都觉得很愧疚。虽然她小心翼翼地掩饰，但陈轩还是看见了她手臂内侧醒目的伤痕——她的右臂上有二三十道伤痕，就像是朝一个方向砍的，然后又折向另一侧，形成两个不同方向的角。伤口整齐细腻，还有血迹，左臂上也有好几道伤痕。

“她的存在，让我觉得她只是来到这个世界看看，看够了，觉得没意思，所以想离开。”陈轩回忆道。

陈宣是长三角一所民办中学的心理咨询，看着坐在面前的嘉仪，陈宣感觉自己无力抵抗现实中的任何压力和焦虑，仿佛这个世界正在侵蚀着她。

“内在的能量和身体的成长一样，需要培养和训练，这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陈宣说，他所见到的像嘉怡一样自残的青少年并不是孤例，自残离自杀只有一步之遥。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和精神障碍问题日益突出。

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2018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指出，中国每年约有10万名青少年自杀身亡，平均每分钟有2名青少年自杀身亡，有8人自杀未遂。在全球范围内，自杀已成为15至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政府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部门也下发通知，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明确要求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体检范围，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校园心理咨询室成为这场战场的第一道防线。

陈宣把校园心理咨询室的功能比作“社区医院”——

它也许没有最先进的诊断设备，但它将在防线拥抱学生，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了解情况的严重性，是否需要治疗，以及将他们送往何处。

焦虑的青春期

2020年，1996年出生的向丹妮入职成都一所重点中学，成为一名初中部心理学老师，此前，她刚刚在香港一所大学完成青少年心理咨询硕士学位。

当时疫情刚刚开始，向丹妮准备了一堂《人生》的心理学课，没想到课堂上同学们思考的问题让她震惊不已。

当她引入生命这个话题时，有的学生很自然地提到了“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有的学生说“也许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还有的学生问“既然我们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为什么不能自杀？”

初中生已经开始思考这样深刻的问题了。

作为一名新手教师，向丹妮有些慌了，她回答道：“的确，我们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但同时也肩负着生存的责任。”

在后来的一对一咨询中，每天都会有学生来找她谈“我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等哲学思考。向丹妮发现，经常只是倾听、不带任何评判地与学生交流，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支持。

青春期是我们开始建立自我意识的阶段。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的说法，青春期是我们一生中最令人困扰的身份危机和角色混乱时期。

埃里克森把精神分析理论放在社会学的框架中，提出了著名的“渐进式人格发展理论”。根据该理论，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要经历八个人格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殊的矛盾。能否成功解决这个矛盾，是人格健康发展的前提。

其中，第五阶段——青少年期（12至18岁）的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

人生这个阶段，自我意识尚未建立，需要多层次的探索与实验，而社会（尤其是父母）对孩子应扮演的角色早已设定了规则与期待，因此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比如，当孩子问出像丹尼这样的问题时，很多家长常常会这样回应：“你为什么想这么多？”“想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

据陈宣观察，造成中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人际关系中的受挫无助感、家庭矛盾冲突、学业焦虑等。

他还主要负责初中生：

初一的孩子会遇到适应新环境的问题；

初一、初二结束时，孩子们开始组建小组，可能会面临被小组拒绝、排斥，找不到同伴等问题。

进入初三后，面临进入高等教育的现实压力，部分学生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

网络也是一面放大镜。尤其疫情之后，孩子们更习惯在虚拟世界里探索自我。陈宣说，网络时代让孩子们的心智成熟得早了很多，但也放大了焦虑。

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只知道邻座学校的尖子生是谁。现在，孩子打开小红书、哔哩哔哩，满屏的都是尖子生，说别人有多棒、别人有多美、别人有多瘦……相比之下，自己各方面都是不完美的。“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挺不公平的。”

向丹妮记得，有位初一学生在考试前非常焦虑，“他们现在太着急了，现在是初一的第一个学期，班里有的学生已经把初三的所有内容学完了。”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也更高。初一和高一开学时，向丹妮和同事对学生进行了自杀风险筛查。一千多名学生中，有六七十人有自杀倾向，平均每个班有两三人。

总体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完成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年）》，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初中生抑郁检出率约为30%，高中生抑郁检出率接近40%。

其实，心理问题的高发也有着共同的生理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发展心理研究所教授林秀云曾表示，大脑中的杏仁核负责一个人的负面情绪，会在14岁左右逐渐成熟，但负责理性自我控制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却要到20多岁才会成熟。

因此，对情绪刺激敏感但缺乏理性的自我控制，是青少年的一大特征，这很可能也是青少年常常出现心理危机的原因之一。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当青少年看到带有恐惧表情的面部图像时，他们的杏仁核反应比成年人强烈得多。

一些动物研究发现，经过长期压力后，成熟大脑会在 10 天内恢复到正常水平，而青少年大脑则需要大约三周时间。

另一项针对成年小鼠的研究表明，大脑中一种名为四氢巴马汀 (THP) 的物质可以起到镇静剂的作用，但对青春期小鼠却收效甚微。

这意味着青少年在面对挑战性情况时更有可能感受到持续的压力，但他们应对压力的工具却较少。

更糟糕的是，处于青春期危机的学生很可能遭遇无法理解他们的父母。

父母拒绝承认的黑洞

嘉怡的事情，让陈宣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学校心理咨询的无奈。

嘉怡是一名转校生，初中转校后，一直无法适应新的环境，父母又忙于工作，无法理解她的处境，她内心的黑洞越来越大。

“我认为最困难的是，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我仍然无法为孩子提供我认为她需要的支持，”陈宣说。

嘉怡的父母带她去看医生，经过十周的再次评估，她的状况还是没有好转。此时，陈宣建议父母找一个长期、稳定的全职心理咨询，配合药物治疗，并让父母时刻陪伴在她身边。

但父母却不肯这么做，并不是他们不爱自己的孩子，而是他们坚信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

林青在广州一所国际学校担任心理咨询，亲眼目睹了家长们得知孩子需要心理帮助时的各种反应。

有一次，一个女孩到校医室拿创可贴。校医是三甲医院的退休女医生，对学生的伤口很敏感，每次拿药都会询问伤口原因，如果伤势严重，就会汇报给班主任。女孩把胳膊伸出来给校医看，上面有几道整齐的划痕，有深有浅，应该是用刀划的。

校医处理完伤口之后，就立刻找到了林青，一起去见了班主任和教务长，很快，女孩的父母也闻讯赶来。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对女儿的状况并不感到惊讶。

母亲还表示：“那些划痕都是假的，只是为了吓唬大家。”

校医脸色惨白，道：“我身为医生，难道不知道这伤口是真是假吗？再说，要是控制不住伤口的严重程度，会有人死的。”

母亲不为所动，坚称“她只是想吓唬大家。伤口是骗人的。”

后来，林青才从孩子母亲口中得知，女孩在家里出现了各种症状，嗜睡、无缘无故哭闹、在卫生间用头撞墙，甚至还向父母展示手臂上的刀痕。但他们却认为，这些都是女孩不想上学的借口和表现。

整个谈话过程中，女孩的父亲始终保持着沉默，看着父母的眼神，林青知道女孩为什么要伤害自己。

林青遇到过一些家长，听到医生说孩子得了抑郁，要吃药，就勃然大怒。在他们的逻辑里，孩子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不可能得抑郁。也遇到过一些孩子，告诉父母自己两年来一直出现幻听幻视，家长回答说：“你少看些无厘头的小说。”

林青曾经在医院实习过，有一天院长紧急开会，在群里发了一段新闻视频，视频完整记录了一个女孩在楼顶和别人僵持，最后跳下去的全过程，女孩从这家医院出院了。当时医生一直劝阻孩子家长不要给孩子办理出院手续，但家长并不相信，以为孩子没事。

“决策比沟通更重要，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特点。”陈宣说，家长经常会替孩子做决定，或者用比较有压力的方式强迫孩子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不可否认，父母确实有更多的经验，但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孩子一起探索各种可能性，这也是一个重视孩子的过程。

向丹妮也注意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果家长的认识不够，就很难对老师有很高的信任度，进而真正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

心理咨询行业有这样一句话，在咨询室里，咨询师是来访者的“父母”，你要对对方再次进行“养育”。

向丹妮说，这个“另一方”还包括学生的家长。在和很多家长交流后，她发现，一些家长自己从来没有被爱过、被接受过、被尊重过，又怎么能把这些传递给孩子呢？

但遇到这样的家长，她不会简单的责备，不会简单的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理解才是心理咨询改变的杠杆。

向丹妮称，她也会先尝试了解一下父母的情况：

他们还要面对上一代人的健康问题，自身的工作压力，以及子女的身心发展和学业，只有当父母感到被理解时，他们才有可能改变，进而理解孩子。

学校里的“树洞”

辅导员向丹妮在中学时期也经历过困难。

高三暑假，向丹妮回到高中母校，恰巧遇见了曾经的数学老师，她“硬着头皮打了招呼”。高中时，丹妮的数学成绩并不好，她觉得自己可能还有一点自卑感没有克服。

没想到，那位只教了她两个学期，印象里威严的数学老师一下子就叫出了她的名字，数学老师不但记得她，还记得他们上学时的情景。

他说：“其实在我的印象里，你一直很努力，可为什么成绩就那么不好呢？可能是你心态没有调整好。”

向丹妮在师范大学学习心理学，她对老师说：“我现在学的是心理学，也要去香港读研究生。”

数学老师用她至今还记得的话回答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你到时候就可以帮助像你这样的孩子了。”

这一刻，向丹妮感觉自己跟高中时的自己和解了，她无法接受为什么在老师的眼里，自己没有更优秀，没有更优秀。

在选择研究生专业时，向丹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青少年心理咨询，数学老师的一句话是她内心的动力之一。

陈轩还说，他选择这条路的愿景之一，是为了治愈童年的自己。

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些小时候无法理解的事情渐渐有了答案。

研究生毕业后，他们都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学校工作。陈宣工作的学校有两间心理咨询室，一间在医务室旁边，一间在教学楼一角。“我们希望它存在，但不想每天都提醒大家它存在。”

除了一些暖色调的墙面，陈宣也会把自己闲暇时抓到的娃娃带到诊室。有时候，就连十五六岁的男孩子，走进他的诊室，都会先仔细端详那些小猪、小兔子娃娃，甚至会抱着娃娃和他聊天。他并不意外，孩子们会把自己的一部分投射到娃娃身上，希望得到照顾。

向丹妮的咨询室内，摆放着柔软的沙发，咨询师与来访者的沙发呈90度角。

心理老师与心理咨询有着微妙的区别，前者拥有与教师同等的道德权威，后者则是平等对话的形象。

当学生们走进心理咨询室时，向丹妮总会向他们强调，虽然我是心理课的老师，但在这里，我们是平等的。

她记得有一次一个高中同学来咨询，这个同学告诉丹尼的同事，“这不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的朋友。”在学生眼中，陈宣也扮演着哥哥的角色。

向丹妮说，在学校里，学生还是需要鼓起勇气去敲心理咨询室的门，因为肯定会面临同学们的评论。

在心理学课堂上，Danny会告诉同学们，每个人都有问题，谁想倾诉都可以进咨询室，来咨询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但学校每年还是会对有潜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筛查，心理老师会对这些学生进行面试评估。对此，心理老师们非常谨慎，非常注重细节。他们会告诉这些学生，面试只是随机抽取。

陈宣所在的学校，没有这样的单独行动，他们会把消除疾病污名化的工作放在首位，每学期学校都会安排几次晨会（课前班会），专门讲心理健康问题，如何面对、如何应对、如何处理等。

一开始，陈宣会教孩子们关注自己的情绪。小学的孩子只能接触个位数的情绪，而初中的孩子可能有三四十种情绪。老师会引导孩子们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分类，区分哪些是好的、中性的、负面的。如果负面情绪持续一到两周，老师就会认为已经到了临床层面，需要专业干预。

当学生能够辨别情绪时，心理老师就会向学生强调情绪的重要性，告诉学生如果因为不好的情绪而无法好好学习、睡不好觉，一定要处理好，并与学校的专门老师沟通。

这些心理咨询希望的是，去心理咨询室能够成为学生们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像“手断了就去医务室”一样。

本质上，这是关于培养儿童心理健康自我意识系统。

正在构建的系统

中学心理学教师的岗位一直存在，但常常被忽视、作用不明确。

学校开始聘请像向丹妮、陈宣这样的专职心理学教师，这是近年来的一个变化。向丹妮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个岗位很抢手。

需求源于政策推进。

2019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宣部、教育部等12个部委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计划（2019—2022年）》，提出我国要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要求到2022年，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比例达到80%以上。

此外，学校重视抑郁筛查也与新政策有关。2021年10月，教育部回复全国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防治措施的建议》，明确要求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向丹妮读硕士期间，曾在香港一所中学实习八个月，在那里她看到了成熟的学校心理干预体系。目前，内地没有统一的心理健康教材，心理老师需要自己制定教学计划。为此，向丹妮也参考了香港的教材。

对于内地学校心理干预体系的建立，向丹妮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设置、标准和培训。

去年，国家要求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体检，上海长宁区向众多中小学生发放心理问卷，其中不乏“过去一周，你对自杀的准备程度如何？”“过去一周，你有多想主动自杀？”“你开始写遗书了吗？”等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引发家长强烈抵制。

其实，上述质疑来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隆·贝克编撰的贝克自杀意念量表。向丹妮表示，这是一个国际通用的量表，本身没有问题，但其使用范围偏向医疗体系，完全不适合未成年人。虽然国家要求筛查抑郁，但并没有规定具体怎么筛查、在筛查过程中要用哪一套标准，这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另外一个缺口是，学校和医院之间的通道没有连通。

在香港，如果临床心理学家评估学生的情况并发现需要转介到医院，学生将被转移到指定医生处，整个过程将会很顺利。

但内地部分学校，心理老师转诊后，需要学生家长到医院挂号就诊，内地医院权威医生的问诊时间很短，对学生的情况不会有全面的了解。

向丹妮说，如果学生在医院治疗结束就返回学校，学校老师就无所适从了，不知道学生在医院的情况怎么样，是否还存在心理风险，这是一个脱节的过程。

一个成熟的干预体系除了心理咨询之外，还会配备学校社工、临床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等等，一个可以调动各种资源完成一切干预工作的团队。

在内地，很多时候心理咨询工作都是由心理学老师独自承担，而且心理咨询行业缺乏规范的流程、职业操守和监管要求。

心理学老师为何感到焦虑？

当向丹妮跟别人说她是心理学老师的时候，总会有短暂的尴尬，对方可能会问：“心理学老师？是做什么的？”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份工作不过是每天端着茶杯在校园里闲逛，在办公室喝茶，最多给学生发表一些励志演讲而已。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她自己也感到焦虑。

向丹妮刚参加工作时，接触了一位出现心理危机的学生。

其间，她梦见学生双手抓住学校的窗台，眼看就要掉下去，她拼命用双手抱住学生，同事也从后面抱住她。

开学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之一。陈宣记得自己早上七点半进校门，七点五十分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半。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看13个学生。平时，他一周能看10个学生左右，有时候能看近20个。

以一个学年（约40周）为例，陈宣所在的学校有3到4个重要时间点，一般会有2到3次心理筛查、5月25日的心理健康周，以及定期的讲座等。

在学年开始时，学校会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筛查。学生将填写一份包含 90 个问题的问卷，内容包括人际关系、情绪管理和积极性。在学年的中后期，即三月和四月，学校还会进行一次针对抑郁的筛查。

为什么要专门筛查抑郁？陈宣解释，所有精神健康问题中，唯有抑郁与自杀相关，且不可预防、不可控制。

而且抑郁的发病速度非常快，如果一个人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抑郁，那么他/她可能在2到3周内就会产生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因此，包括第一次人口普查在内，抑郁筛查一般每学年进行两次。

和疫情防控一样，学校会把筛查出来的学生分为四个风险等级，对特别关注的学生进行约谈。陈宣举例说，初中部300名左右的学生中，需要关注（中风险以上）的学生占20%-30%，高风险的学生约占10%。

对于高危学生，心理老师会启动一套流程，会有专门的（影子老师）确保学生从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不是孤单一人。即便是紧急情况，老师也会跟着学生去卫生间，防止学生跳窗。在私立学校，这个老师的费用由家长承担。嘉怡以前就接受过这样的24小??时照顾。

此外，校方也会要求高风险学生尽快送往医院，待学生在医院进一步确诊后，校方才会允许其返校，中风险学生则会安排每周定期复诊。

学校也可能将学生转介给第三方机构进行治疗。随着学生状况好转，他们会从每天到心理咨询室报到，到每周、每月，再到无风险。下学期开学时，心理咨询会再次跟进。有时，教学老师也会将心理状态不佳的学生送往咨询室。

从工作内容来看，向丹妮任职的公立学校与陈宣任职的私立学校有很大区别，私立学校注重对学生进行个别心理辅导，而公立学校则注重集体心理课程。

每天午休时间，1点到2点是丹妮开放的固定咨询时间。她和同事们称之为“为爱供电”。这是一个学校领导可能不知道，但他们认为有必要的环节，而且没有额外的报酬。一个学期，他们会为大约60人提供个别咨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1000人应配备一名专业心理咨询。目前，中国相关文件要求学校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师生比例不低于1：4000。向丹妮和她的同事们负责中学部3000多人，陈宣负责初中部300人。这远高于相关要求，但向丹妮曾在香港一所学校工作，那里的学生与心理教师比例是200：1。

因此，很多中学心理咨询的工作压力很大。

除了两次筛查和一对一访谈风险学生，向丹妮需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教学和研究上。她们学校每周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设一次心理学课程，内容包括心理健康、生命教育、职业规划、青春期性教育等，三年级学生还开设了考前压力管理等课程。

在公立学校，心理学老师和其他老师一样，有校内教研工作，也有区、市两级的教研工作。此外，学校内部还有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入选后还要继续到市、省两级去比赛。向丹妮记得，每次教学竞赛都是一段痛苦的经历，教案要反反复复修改十几遍。

Xiang Danni，Chen Xuan和Lin Qing在担任学校心理咨询一段时间后都选择辞职。

Chen Xuan计算出他曾经每周花费大约60个小时在学校事务上。

在时间的限制下，他几乎没有自我完善的精力，他觉得自己在心理咨询领域并没有成长太多。

除了通常的工作压力外，对于徐丹尼，她在下班时间和周末也感到恐惧。

她担心学校的老师会发出一条消息，说明某个学生除了竭尽全力处理学生咨询和危机活动外，她还必须向学生和父母提供讲座，以传达她的责任。

（本文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本文被授权从Kan Tian Xia Lab（）复制，最初是由Kan Tian Xia杂志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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